高等教育合同案件審理基本問題研究
　　析韓某訴南京藝術學院高等教育合同案件

A Study of Basic Issues on Lawsuits Involving Tertiary Education Contracts

　　[案情]

　　原告韓某系南京藝術學院的研究生，2004年9月28日韓某以其母校違反高等教育合同未盡培養義務為由訴至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韓某訴稱其于2001年10月以同等學歷身份通過全國統考進入藝術學院學習，攻讀碩士學位，入學時與校方簽訂了《自籌經費研究生合同書》。但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藝術學院課程設置不合理，導師對其指導很少，碩士畢業論文其導師僅僅改動了幾個字。故訴請法院判令藝術學院返還學費24000元，并提交研究生培養計劃表、碩士論文草稿作為證據。藝術學院辯稱，其為原告提供了包括公共必修、專業必修、選修、補修、教學實習課在內的14門課程的教育和培養，且原告也接受了上述教育和培養，原告的導師對原告的學位論文的寫作提供了指導，原告已通過論文答辯并獲得了碩士學位。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被告向法院提供了《研究生培養計劃表》《、教學計劃表》、《學生成績課程登記表》、原告提交的《學位申請書》及韓某的碩士學位證書復印件等證據。[1]

　　[裁判]

　　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中依法向原告釋明：原被告之間簽訂的《自籌經費研究生合同書》是高等教育合同的一種，高等教育合同的履行可以分為合同的適當履行和合同的全面履行，根據《高等教育法》第10條、第11條規定的大學自治原則，法院只審查合同履行的全面性，不審查合同履行的適當性。被告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其已經全面履行了合同義務。經法院釋明后，原告撤訴。

　　[評析]

1995年我國高等教育領域開始實行成本補償收費政策，在高校與學生的家長承擔一部分教育成本的前提下，向受教育者收取一定的費用，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教育服務和教育消費的價值交換關系，這種價值交換關系使學生開始從契約角度重新審視自己與學校的關系，當覺得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害時，開始以高校違反教育契約為由提起訴訟。上述案件即為明證。這種特殊性質的合同糾紛系首次進入司法領域，法院在案件審理中面臨三個基本問題：界定合同性質、審查事實與適用法律。

　　一、高等教育合同的法律性質

　　（一）教育合同屬于民事合同

　　案中提到的《自費研究生合同書》是高等教育合同的一種。所謂高等教育合同是指自然人為接受高等教育而與教育機構簽訂的以教育服務為標的的協議。[2]有人認為高等高等教育合同是一種行政合同，其理由是：第一，教育事業是國家行政管理范圍內的社會公共事業，高等教育機構與受教育者簽訂教育合同是為了公共利益；第二，高等教育合同的簽訂受國家的招生計劃的約束，高等教育機構無權決定招生的人數和條件；第三，高等教育合同須報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備案、審核、簽證。[3]

　　筆者認同上述理由，但這不足以證明高等教育合同是行政合同。行政合同須具備三個要件：行政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必須是行政主體、行政合同以履行行政職責為目的、行政主體享有行政優益權，即監督權、單方變更、解除合同的權利以及對方違約時給予行政制裁權力。[4]根據《高等教育法》和《學位條例》的規定，高校僅在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進行處分、授予學位的時候才是被法律法規授權的行政主體，其在與學生之間簽訂高等教育合同的時候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且公民和高校訂立高等教育合同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學校的教育服務，不是為了接受學校的管理。另外，高等教育合同一經訂立，即在高校和受教育者之間產生效力，高校不得單方變更、解除。學生違約，高校也無權給予行政制裁，只能請求人民法院進行司法救濟，如學生不交納學費，高校只能向法院起訴，由法院裁決，不得因此處罰學生。至于高校對違紀學生進行處分行使的是組織成員管理權，其依據是高校的章程，不是高等教育合同。

　　故高等教育合同雖然帶有行政色彩，但其本質上仍然是民事合同。

　　首先，當事人雙方在訂立高等教育合同時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隸屬關系。合同訂立后，受教育者同時成為高校這個組織的成員，這使得受教育者同時具有兩個身份：高等教育合同的當事人和高校的組織成員。受教育者與高校之間也存在兩個法律關系：高等教育合同關系和組織管理關系。這是相互獨立的、性質不同的兩種法律關系。前者是民事關系，后者是特別權力關系。在組織管理關系中雙方當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在高等教育合同關系中高校和受教育者之間的關系仍然是平等的。高校不得利用組織管理關系中的管理者身份侵犯作為合同當事人的受教育者的合同權利。因此，認為高校和受教育者之間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不平等關系，因而主張高等教育合同不是民事合同的觀點混淆了高校和受教育者之間的合同關系和管理關系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現代意義上的合同不再被完全視為當事人自由選擇的結果，合同中滲入了國家意志。民法中規定的公序良俗條款，行政法規中對合同條款的限制即是明證。特別是在涉及公共事業的民事合同中，對契約自由的限制更多。如在客運合同、供電合同中，車票的價格和電的價格都由國家設定，當事人不得自由約定；在建設承包合同中發包方只能和具有相應資質的承包方訂立合同而不能自由選擇合同相對人。但對這類意思表示自由受到限制的合同，現代民法仍然認為他們是典型的民事合同，故不能以高校的招生、收費受到限制為由否認高等教育合同民事合同的性質。而且隨著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入，教育行政部門對高等教育合同當事人意思表示自由的限制將越來越少，高校在招生、收費方面的自主權將越來越大。國內已經有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一批知名高校獲得了自主招生的權利，將高等教育合同界定為民事合同符合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綜上，筆者認為，高等教育合同本質上是一種民事合同。

　　（二）高等教育合同的特征

　　1．高等教育合同是一種繼續性合同。高等教育合同并不是一次性的履行完結，而是一個繼續履行的過程。在繼續履行過程中雙方會不斷產生新的權利義務關系。

　　2．高等教育合同是一種非標準性合同。學校是否適當地履行了合同的義務很難精確測量。首先，教育過程是非標準的。學校的教育服務最終得靠教師去實施，每個教師的教學能力、教學風格是不同的；其次，教育對象是非標準的。受教育者除年齡相近外，德育、智育、體育發展的狀況千差萬別，無論是接受教育前或接受教育后的狀況都難以準確衡量，且教與學是互動的過程，在接受相同的教育的前提下學生努力程度不同，教育效果也不同。

　　3．高等教育合同是一種附合性合同。高等教育合同多為格式合同，合同條款由國家行政機關或一方當事人單方制定，對方當事人對于合同只有接受與否的選擇權，而無對其中格式條款進行協商的自由。

　　4．高校對涉及學術自由的合同條款有單方變更權。大學自治是現代高等教育的一項基本原則，學術自由是大學自治的重要內容，教學自主是學術自由的重要方面。教學自主對外意味著大學教學不受政府和社會的非法干預，對內意味著大學自主編制教學計劃、自主實施教學活動，不以學生同意為條件。我國《高等教育法》第34條是對大學教學自主做了如下法律表述：“高等學校依據教學需要，自主制定教學計劃、選編教材、組織實施教學活動。”據此條文，可以推知，若教學計劃和教學活動不能適應教學需要，高校有權更改教學計劃、教學活動或制定新的教學計劃、實施新的教學活動，而無須經過學生的同意。更改權是教學自主權的應有之義。

　　二、對高等教育合同中事實審查的限度

　　高等教育合同履行的事實可以分為全面履行的事實和適當履行的事實。高等教育合同全面履行的事實是指，高校是否編制了教學計劃，是否按照教學計劃組織實施了教學活動；高等教育合同適當履行的事實是指高校的教學計劃的編制是否科學合理，組織實施的教學活動的質量是否合格。

　　在普通的合同訴訟中，法院既應當審查合同全面履行的事實也應當審查合同適當履行的事實。但在高等教育合同訴訟中，筆者以為法院只應當審查合同全面履行的事實，不應審查合同適當履行的事實。理由如下。

　　（一）不將涉及大學學術自由的事項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是世界各國普遍的做法。二戰前，各國普遍認為大學是一個自治的社會，大學里發生的糾紛不由法律調整，不得尋求法律救濟。二戰以后，這種觀念日益受到來自憲政理論和現代法制觀念的挑戰，對于高校侵犯學生重要的基本權利（如人身權、財產權和受教育權等）的案件，各國法院開始受理。但在司法審查的過程中各國法院都遵循一個基本原則：只審查侵害權利和違反程序的現象，不涉及實質性的教學和學術問題。北京海淀區法院在審理劉燕文訴北大案中也只是審查北大的博士學位授予程序是否合法，并未審查實質的學術問題。正如審理密蘇里大學管理委員會訴霍洛維茨案的萊克維斯特法官在判決中指出的，“我們拒絕擴大司法在學術領域的適用，因為這會使師生關系許多有利方面面臨惡化的危險。我們認為……司法對查明關于學術問題的事實是無用的或有害的”。[5]高度教育合同履行的適當性顯然屬于實質性的教學和學術問題，這是高校的自主權，不受司法審查。

　　（二）如上文所述，高等教育合同是一種非標準性合同，學校是否適當地履行了合同的義務法院很難精確評判。

　　（三）高等教育合同是否適當履行的事實很難舉證證明。在服務合同訴訟中，合同履行是否適當的一個重要證據是合同的標的物。如在房屋裝潢合同訴訟中，裝潢行為是否適當，勘查一下房屋狀況便可得知；在貨物運輸合同中，運輸行為是否適當，通過檢驗貨物也可以得知。在這些服務合同中，服務行為凝結在一個可見的有體物中。而在高等教育合同中，不存在這樣的有體物，因為合同的標的物主要是受教育者的智育，而智育是無形的，無形的智育不屬于《證據規則》規定的七種證據之一，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故與其他服務合同訴訟相比，高等教育合同訴訟缺乏一種至關重要的證據。其次，教育行為主要是以口頭傳授形式進行的，而聲音是即時消滅的，除非錄音或書面記載不可再現。在課堂教育中，固然有學生的課堂筆記和教師的教案作為證據，但這兩種證據均不能完全反映教學行為的全貌。學生的課堂筆記可能記得并不全，教師也有可能并未按照其教案載明的內容講授。在課外教育中，如導師對研究生的私下指導，由于教師無需準備教案，學生也不必記課堂筆記，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其是否適當。再次，高等教育合同是一種繼續性合同，教育行為是一種繼續性行為，短則一年，長則數年，要判斷教育行為是否適當不可以截取一個時點或一個時段的教育行為，必須綜合考慮全程的教育行為，收集證據證明時間跨度長達數年的教育行為將付出巨大的成本，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因此，目前，法院不應將高等教育合同履行的適當性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將來的立法可以規定，只要校方全面地履行了高等教育合同的義務便可推定其也適當的履行了義務，除非學生有充分的反證。

　　三、高等教育合同訴訟中的法律適用問題之辨析

　　（一）《高等教育法》與《合同法》的沖突與適用根據《合同法》第123條，“其他法律對合同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故當教育行政法規對高等教育合同做出特殊規定的時候，適用教育行政法規的規定。如根據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合同的條款及其變更經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使得生效，高校制定教學大綱和組織實施教學活動，須經受教育者同意后才可以實施。教學大綱和教學活動的內容若有變更也必須經受教育者的同意才可以實施。但如上文所述，根據《高等教育法》第34條之規定，制定教學計劃、選編教材、組織實施教學活動是高校法定的權利，無須經過受教育者的同意。高校依據教學需要變更教學計劃、教學活動也無須經過受教育者的同意。此時，應適用《高等教育法》的規定。但若高等教育機構和受教育者在合同中對教學計劃、教材、教學活動做了明確的約定，則推高定校放棄了《高等教育法》賦予的此項權利，其變更必須征得受教育者的同意。

　　（二）高等教育合同不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的是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權利義務關系，合同當事人的一方必須是經營者，經營者的重要特征是以營利為目的。是否以營利為目的的判斷標準是收取的費用是作為利潤被投資者提取還是被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公積金。如果收取的費用被作為發展的公積金則不能視為是經營者。我國的高等教育機構雖然對受教育者收取一定的費用，但這些費用并未作為利潤分配給投資者，而是作為高校進一步發展的基金。故雖然我國高等教育機構收取一定費用，但不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稱的經營者，高等教育合同不適用《消費者權益護法》。

　　（三）在高等教育合同訴訟審理中，審判人員要注重我國傳統的優秀教育習慣和社會公認的教育道德的運用

　　高等教育合同在我國剛剛出現，是一種新的法律現象，相關的立法尚不完備，高等教育合同本身的條款也相當簡單，合同用語相當原則，本案中的高等教育合同即是如此，連違約責任條款都未規定，對雙方的權利義務約定的很不明確，因此，合同沒有明確約定，法律也無規定的情況常會發生。此時，法官應當依據我國《合同法》第61條“合同生效后，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交易習慣確定”的規定，大膽適用我國優秀的教育習慣，以此為依據確定雙方的權力義務。我國有著5000年的教育史，在如此長的歷史過程中產生了很多優秀的教育習慣，民眾對這些教育習慣有著很深的認同感，傳統的教育習慣對民眾也有很強的約束力，適用教育習慣有利于糾紛的解決。在漫長的教育發展史中，我國也產生了很多優秀的教育道德，這些教育道德世代相傳，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得到社會民眾的廣泛認同，屬于《民法通則》第7條規定的社會公德，在審理過程中，如果發現高等教育合同違反我國傳統的教育道德，應當宣布合同無效。

　　（作者單位：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
　　【注釋】
[1]參見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鼓民三初字第286號卷宗。
[2]高等教育合同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高等教育合同不僅包括學生和學校簽定的高等教育合同還包括委托培養單位、聯合辦學單位簽定的聯合培養合同、教師聘任合同、出國留學協議等。狹義的高等教育合同僅指學生和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簽定的高等教育合同。本文所稱的高等教育合同是狹義的高等教育合同。
[3]李連寧著：《依法治教的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頁。
[4]南博方著：《日本行政法》，楊建順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5—69頁。
[5]袁方：“大學自治與司法審查”，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