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偽造罪的概念和范圍

Concept and Scope of Counterfeit
偽造罪是以行為方式（偽造）進行歸類的一類犯罪，而不是一個具體罪名（為論述方便，以下稱為偽造罪）。近年來，偽造犯罪猶如瘟疫般在中國大地上蔓延開來，而作為偽造犯罪的主要行為對象的貨幣、有價證券、文書等在國民日常生活與經濟交易活動中，均極具重要性。確保這些有關社會共同生活利益上不可或缺的并在經濟交流方面所經常使用的技術手段的真實性、有效性，維護作為正常市場經濟秩序支柱的經濟交易的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一、偽造罪的概念

　　要正確理解偽造罪，就有必要對偽造罪的概念進行科學、客觀的理解。現行刑事立法并沒有對偽造罪進行專門的概念規定；司法上也未曾有過對偽造罪概念的司法解釋；學理上對偽造罪的探討僅限于個別偽造罪的探討而不可能移植為偽造罪的概念解釋。當然，我們對偽造罪的概念的剖析，只是從學理的角度對現有的刑法規范關于偽造罪的規定作出認為符合法律邏輯的解釋。這種解釋并不僅限于分則有關偽造罪法條的逐條闡釋，而是對刑法規定的偽造罪規范的共同本質屬性的探析，而且并不限于對偽造罪明文規定的剛性規范的探討，還包括對偽造罪立法價值取向的應然規范進行探析。同時鑒于外國特別是德、日刑法上對偽造罪的規定比較系統，我們認為，在對偽造罪的法律蘊涵進行闡釋時，在一定程度上借鑒我國臺灣學者和國外學者對偽造罪的表述，也有助于對偽造罪概念的正確認識。

　　（一）各國關于偽造罪規定之比較

　　各國刑法一般沒有明文規定什么是偽造罪，但對某些具體偽造罪的概念卻在刑法中予以了明確界定，而且由于大多數國家對偽造罪是采取集中式立法方式予以規定的，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各國關于偽造罪的刑事立法來界定偽造罪。

　　日本刑法典規定了偽造貨幣罪、偽造文書罪、偽造有價證券罪、偽造印章罪四類偽造罪，主要包括偽造、行使偽造的貨幣罪，偽造、行使偽造的外幣罪，取得偽造的貨幣罪，取得假幣后知情行使罪，偽造、變造詔書罪，偽造公文書罪，制作虛偽公文書罪，公正證書原本不實記載罪，行使偽造的公文書罪，偽造私文書罪，制作虛偽診斷書罪，行使偽造的私文書罪，不正當制作和提供電磁記錄罪，偽造有價證券罪，行使偽造的有價證券罪，偽造和不正當使用御璽罪，偽造和不正當使用公印罪，偽造和不正當使用公務符號罪，偽造和不正當使用私印罪等罪名。[1]

　　法國刑法典規定了偽造文書罪、偽造貨幣罪、偽造公共機關發行的證券或其他有價信用證券罪、偽造權力機關之標志罪等四類偽造罪，它主要包括偽造文書罪，行使偽造文書罪，非法持有偽造文書罪，不當取得公共行政機關文件罪，使公共機關作成虛假文件罪，制作變造、使用虛假文書罪，制作虛假文書受賄罪，偽造、變造貨幣罪，運送、投入流通、持有假幣罪，偽造、變造失效貨幣罪，投入流通未經批準的貨幣罪，制造、出售或發行貨幣符合相似性物品罪，取得假幣后知情行使罪，偽造、變造國家證券罪，偽造、變造、出售、運送、發行或使用偽造、變造的郵政有價信用品、印花稅票罪，制作、出售、運送、發行與有價信用證券相似物品、印刷品或樣票罪，偽造、變造、出售、運送、發行或使用偽造變造外國有價郵證票罪，偽造、變造使用偽造、變造的國璽、國家印章等權力機關之標志罪，不正使用國家權力機關之標志罪，偽造、變造公共權力機關之印章、圖章、紙張或印刷品罪、不當使用公共權力機關之印章、圖章、紙張或印刷品罪等罪名。[2]

　　德國刑法典在偽造貨幣和有價證券的犯罪中規定了偽造貨幣罪、使用偽幣罪、偽造印花稅票罪、偽造有價證券罪等罪名，在偽造文書的犯罪中規定了偽造文書罪、偽造技術圖樣罪、間接偽造文書罪、使用偽造的文書罪、毀棄文書與移動境界標志罪、偽造健康證明罪、出具虛假證明罪、使用虛假健康證明罪、濫用證明文書罪等罪名。[3]

　　意大利刑法典在侵犯公共信義罪中規定了偽造貨幣、預先通謀的花用和向國內引入偽造的貨幣罪、變造貨幣罪，未經通謀花用和引入偽造貨幣罪，花用善意接受的偽造貨幣罪，偽造印花、引入、購買、持有或流通偽造的印花罪，偽造用于制造公共信用票據或印花的水印紙罪，偽造公共交通部門的票證罪，使用偽造或變造的印花罪，使用偽造交通部門的票證罪，改變已用過的印花或票據上的標記并且使用被變造的物品罪，偽造、使用偽造的國家印章罪，偽造、使用偽造的公共印章或證書罪，偽造公共公證或證明的印戳罪，出賣或購買帶有偽造的公共認證或證明印戳的物品罪，擅自使用印章或證書罪，使用或持有帶有假印戳的計量器具罪，偽造、變造或使用知識作品或工業產品的標識罪，引入和買賣帶有假標記的產品罪，公務員偽造公文書罪，公務員偽造行政證明書或許可證罪，公務員偽造公證公私文書之繕本罪，公務員偽造文書內容罪，公務員偽造證明書或許可證內容罪。公益服務人員偽造證明罪，私人偽造文書罪，私人在公文書內間接偽造其內容罪，偽造登記和報告罪，偽造私文書罪，偽造空白私人文書罪，偽造空白文書罪，使用假文書罪，刪除、銷毀和隱偌真實文書罪等罪名。[4]

　　盡管每個國家都規定了許多不同的偽造罪，但通過分析上述幾個國家關于偽造罪的規定，可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1．各國具體規定的偽造罪行為客體雖然有所不同，但基本集中于貨幣、有價證券、文書、印章標志、度量衡等類物品，而這幾類物品在社會公共信用與交易安全上一般均具有能夠證明某種權利義務關系或某種法律事實的法律意義，否則不能成為偽造罪的行為客體，如意大利刑法典在偽造罪中規定了偽造、變造或者使用知識作品或工業產品的標識罪而沒有直接將偽造知識作品或工業產品的行為規定為偽造罪，就是因為知識作品、工業產品在社會公共信用與交易安全上不具有一定的法律意義，而作為知識作品、工業產品的標識卻在社會公共信用與交易安全上具有證明該知識作品、工業產品的某種權利的歸屬及某種權利義務關系的性質，因而成為偽造罪的行為客體。

　　2．犯罪行為并不僅限于偽造行為，變造、行使、取得、收集、減損、交付、盜用、引入、投入流通、買賣、持有、銷毀、隱匿、發行、運送等等行為均可作為某種偽造罪構成要件的犯罪行為。而其中，無論是哪個國家規定的偽造罪，也無論偽造罪以哪種物品為行為客體，偽造、變造、行使三種行為都是偽造罪主要的行為樣態。

　　3．由于行為人實施偽造行為的最終結果往往是將所偽造出來的物品冒充真實物予以使用，因而大多數國家把偽造罪規定為一種目的犯，只是各國具體規定的目的所差異。或規定以行使為目的，或規定以流通為目的，或規定偽造罪的目的在于欺騙，或使他人造成損失，或意圖獲得不正當利益，等等。

　　4．根據各國不同的立法價值觀念，以及偽造罪的行為客體的不同，各國立法關于偽造罪是否必須具有某種危害結果的規定存在某種差異。有的將偽造罪規定為行為犯，有的將偽造罪規定為結果犯；有的國家將某類型偽造罪規定為結果犯，而將其他類型偽造罪規定為行為犯。

　　（二）偽造罪的概念

　　在分析比較各國關于偽造罪的立法規定并得出上述幾點結論的基礎上，我們知道偽造罪有廣義與狹義兩種不同的理解。

　　狹義的偽造罪，是一種單純的以偽造行為為行為方式的偽造罪。它根據各國規定的偽造行為外延的寬窄，有不同的含義，一是最狹義的偽造罪，它是指無制作權而擅自制造妨害公共信用之物（可概稱為文書）的行為，如各國關于偽造貨幣罪（非類罪意義上的）即是這種純粹意義上的偽造罪。也就是說，凡法條只將有形偽造作為該偽造罪客觀方面的唯一行為類型的，該偽造罪即屬最狹義的偽造罪。二是較狹義的偽造罪，它是指對妨害公共信用之物（文書）采取某種方法，弄虛作假、篡改真實情況的行為。無論偽造人是否對被偽造物具有制作權，只要制作了內容不實之文書，均構成此種犯罪。也就是說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均可成為該罪的行為方式。《法國刑法典》第441—1條規定的偽造文書罪就是這種偽造罪的立法典型。三是狹義的偽造罪，它包括偽造、變造兩類行為，是指無制作權人作成他人名義的文書，或者有作成權限的人作成與真實內容相反的文書，或者就文書的非本質部分進行變更的行為。如《新加坡刑法典》第463條規定的偽造文件罪的偽造行為就包括了有形偽造、無形偽造。四是較廣義的偽造罪，作為這種偽造罪客觀方面行為，它包括狹義上的偽造、變造兩種行為以及行使此種偽造之物的行為。它是指對文書采取某種手段弄虛作假、篡改真實情況，制作內容不實文書，或者行使上述偽造、變造的文書的行為。

　　廣義的偽造罪概念；是一種純粹的法學概念。它應當包括刑法典所規定的所有類型的偽造罪。《美國模范刑法典》因為只規定了一個偽造罪，因而該法典第224．1條對偽造文書罪所下定義即可認定是廣義的偽造罪概念。由于這類犯罪在西方刑法學中被認為侵犯了公共信用與交易安全這一法益，因而又被稱為“妨害公共信用交易安全的犯罪”[5]，或稱“關于公用信用的犯罪”[6]。同時又由于這類犯罪是以偽造、變造行為為基本特質，因而也可稱“偽造或變造犯罪”[7]。它是指就法學意義看，不問分則罪狀上有無“偽造”字樣的明文規定，只要行為方式具有實質意義的偽造性質，或者是與偽造密切相關的行為，就構成偽造罪的概念形式。英國著名法學家戴維．W．沃克給偽造罪下過一個定義，認為偽造罪是指“制定法中的一種犯罪，即制造虛偽的文件并懷著詐欺或欺騙的故意把它當作真的來使用，或者懷著同樣的故意偽造印章或硬幣。”[8]根據上述分析，我們給廣義的偽造罪下如下定義：

　　偽造罪是指在經濟貿易、社會生活、法律事務交往中對具有能夠確認證明某種權利或某項法律后果之事實的貨幣、有價證券、文書以及其它作為技術手段之物品（可統稱文書，如《美國模范刑法典》所采取的立場）故意進行弄虛作假、篡改真實情況，或者明知是已經改變真實情況的上述物品而仍然行使、收集（取得）、交付上述已經改變真實情況之物品的行為。

　　1．這里偽造罪的客觀方面行為是指最廣義的偽造，不僅包括狹義的偽造（有形偽造）、虛假制作、非法制造、不實記載（無形偽造）與變造，而且也包括行使、收集（取得）、交付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物的行為等與偽造行為相關行為，甚至包括盜用、濫用、毀棄在公共信用與交易安全上具有法律意義之物品等與偽造行為性質相近的行為。

　　2．各國立法不一，盡管大多數國家都把偽造罪規定為一種目的犯，如《日本刑法典》將“行使”作為偽造罪的目的，《印度刑法典》“意圖使用偽造物進行欺騙”作為偽造罪的目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刑法典》將“意圖供流通之用，或有流通可能”作為偽造貨幣和有價證券罪的目的，而將“意圖在法律事務交往中進行欺騙”作為偽造文書罪的目的。但由于我國刑事立法以及其它少數國家（如泰國）并沒有將偽造罪規定為一種目的犯罪，因此，我們在偽造罪概念中沒有將犯罪目的作為定義項。至于偽造罪是否一定具有某種目的，立法規定是否合理—，則不屬于定義中應述之項。

　　3．由于各國立法對偽造罪的客觀方面行為是否需要造成損害后果的規定所采取的立場不一，有的規定偽造罪的客觀方面行為必須導致“足以造成損害”的后果（如《法國刑法典》第441—1條偽造文書罪）；而有的則規定只要實施了偽造罪的客觀方面行為即構成犯罪，而不需具備任何法律后果（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267條規定的偽造文書罪）。我國刑事立法也多將偽造罪限定為行為犯（即只要實施偽造行為便構成偽造罪），如我國刑法第170條偽造貨幣罪、第177條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的規定。也有少數偽造罪需要偽造之物達到一定的數額才能構成，如刑法第174條變造貨幣罪、第178條偽造、變造國家有價證券罪的規定。因此，我們在偽造罪的定義表述中也沒有將偽造罪的客觀方面行為的危害后果作為定義項。因為我們研究偽造罪首先是著眼于我國的刑事立法，并且探討的是偽造罪的共同特質，而我國偽造罪多規定為行為犯，因此偽造行為的危害結果不是我國刑法中偽造罪的必備要件。

　　由于本文討論的是類罪意義上的偽造罪，因此，我們這里采取的是廣義上的偽造罪概念。根據廣義的偽造罪概念，我國現行刑法中，符合作為類罪的偽造罪的分則規定約有20多個條文，近30種犯罪，其中法條明文規定以狹義偽造行為作為犯罪行為方式的偽造罪主要有：刑法第170條規定的偽造貨幣罪、第174條第2款規定的偽造金融機構經營許可證罪、第177條規定的偽造金融票證罪、偽造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第206條第1款規定的偽造有價票證罪、第280條規定的偽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偽造居民身份證罪，等等。此類犯罪，無論從文理上，還是從倫理意義上看，{均屬于典型的偽造罪，其他條文規定的偽造罪雖然不以狹義的偽造作為行為方式，但其行為方式均與狹義上的偽造行為具有相似性。

　　二、偽造罪的范圍

　　大多數國家的刑法典關于偽造罪的規定都采取集中式的立法方式，所以，可以較為方便地理解這些國家規定了哪些偽造罪，從而界定出該國的偽造罪范圍，以便研究偽造罪的共質。而在我國，有關偽造罪的規定分散在刑法分則不同的章節里，必須根據偽造及偽造罪的概念對刑法分則條文進行搜索式分析，以便將屬于偽造罪范疇的個罪篩選出來，從而有利于界定出我國關于偽造罪的范圍。

　　通過對我國刑法中的偽造罪進行體系化分析，我國的偽造罪范圍主要由以下三類偽造罪構成。

　　（一）偽造貨幣罪。這類偽造罪集中規定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的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中，主要有偽造貨幣罪（第170條）、變造貨幣罪（第173條）、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罪（第171條1款）、金融工作人員購買假幣、以假幣換取貨幣罪（第171條2款）、持有、使用假幣罪（第172條）。由于貨幣的發行人（名義人）為國家或者中國人民銀行（硬幣的名義人為國家，紙幣的名義為中國人民銀行），我國刑法保護的外幣的發行人也是該國國家或者銀行，因而不可能制作內容虛假的貨幣。也就是說，偽造貨幣罪不存在無形偽造的情形。

　　（二）偽造有價證券罪。屬于這類偽造罪的主要有：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第177條），偽造、變造國家有價證券罪（178條1款），偽造、變造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178條2款），偽造、倒賣偽造的有價票證罪（227條l款）。這類偽造罪除了上述最后一個罪外，基本集中規定在我國刑法典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這一類罪名中。

　　（三）偽造文書印章罪。這類偽造罪分散在刑法分則的各個罪章節之中，其立法的分散性猶為突出，它主要包括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16條），偽造、變造金融機構經營許可罪（174條2款），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205條），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206條），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209條1款），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發票罪（209條2款），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215條），中介組織人員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229條1、2款），偽造、變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375條1款）。在這類偽造罪中，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這種學理上分類所體現的意義是最為重要的。有形偽造是指“無制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制作內容不實之文書”，無形偽造是“指有制作權人，以自己名義制作虛偽內容之文書。”[9]盡管學說上有肯定與否定無形偽造之爭，而且各國立法原則上對無形偽造不予處罰，但鑒于文書具有作為交易上證據的本質，因而即使是由有權制成者制成假文書的，如果制作內容虛假文書的本身會對交易的安全有明顯阻礙的，也會產生處罰的必要。[10]所以，我國刑法也專門明文規定了一些無形偽造罪，如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中介組織人員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等均屬虛偽記載這種無形偽造罪。

　　三、偽造罪的分類

　　對犯罪進行分類，是為了更好地認識各類犯罪的特殊的本質，為正確處理犯罪案件創造條件。由于我國刑法對偽造罪采取分散式的規定方式，因此，對偽造罪進行分類研究就更為重要。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對偽造罪進行分類。

　　（一）從偽造行為的類型這一角度進行分類，可將偽造罪分為有形偽造罪與無形偽造罪。由于有形偽造、無形偽造的概念是偽造罪的關鍵內容，并且刑法許多條文是區分有形偽造、無形偽造分別處罰的，因此這種分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何區分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在國外大多數是根據制作文書的行為者的性質來劃定的[11]，按照這種觀點，所謂有形偽造罪是無權制定文件者的犯罪，而無形偽造罪則是有權制定文件者的犯罪，屬于一種身份犯罪。

　　德日刑法學說上在如何劃定有形偽造范圍這一點上，有身體說（Korperlichkeits—theorie，或翻譯為“行為說”或“事實說”）和精神說（Geistigkeitsheori，或譯為“意思說”或“觀念說”）等學說。[12]由于采取不同的學說，有形偽造罪與無形偽造罪的范圍也會有所不同。關于這種學說的討論將在后文進行。一般地，偽造貨幣罪、偽造印章罪總是屬于有形偽造罪，而偽造文書罪則由于文書作成的不同而構成有形偽造罪或無形偽造罪。我國關于無形偽造罪的立法例我們已經在偽造罪范圍中提到。

　　（二）從偽造罪的行為方式這一角度進行分類，可將偽造罪分為偽造罪（狹義的）、變造罪、行使罪等。由于各國立法不同，從這一角度的分類所得出偽造罪種類也會有所不同。以我國臺灣刑法為例，其偽造罪從這一角度可分為狹義的偽造罪（如偽造通用幣券罪）、變造罪（如變造私文書罪）、行使罪（如行使偽造變造文書罪）、減損罪（如減損通用貨幣分量罪）、販賣罪（如販賣違背定程之度量衡罪）、盜用罪（如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涂抹罪（如涂抹郵票或印花稅票之注銷符號罪）、收集或交付罪（如收集或交付偽造變造郵票或印花稅票罪）等類。當然其中除偽造罪（狹義的）、變造罪、行使罪外，一般都只存在于針對某些特殊的行為客體（犯罪對象）的偽造罪中，如減損罪就只存在于針對通用貨幣這一特殊行為客體的犯罪中，也就只規定有減損通用貨幣分量罪這一個減損罪。而《日本刑法典》規定的的偽造罪從這一角度則有狹義偽造罪、變造罪、行使罪、交付罪、取得罪、不正使用罪等幾類。這種分類方法的主要意義在于將狹義的偽造罪、變造罪區分出來，而有助于對偽造罪中最關鍵的問題進行探討，從而分析與狹義的偽造行為密切相關的偽造罪之立法價值，對完善偽造罪體系具有重要參考作用。

　　（三）從偽造罪侵害的法益（客體）這一角度進行分類，我國刑法中的偽造罪可分為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的偽造罪（這類偽造罪只有一個即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偽造罪（如偽造貨幣罪、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等），危害稅收征管的偽造罪（如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等）、侵犯知識產權的偽造罪（這類偽造罪也只包括一個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擾亂市場秩序的偽造罪（如偽造、倒賣偽造的有價票證罪、中介組織人員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擾亂公共秩序的偽造罪（如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罪）、危害國防利益的偽造罪（只有偽造、變造、買賣武裝部隊公文、證件、印章罪一種）。

　　法益這一概念是資產階級刑法學家在探討刑法的任務時所提出的，相當于我國刑法中的客體，它是指“法律所保護的利益或價值。”“就刑法上的法益而言，它是通過刑罰的法律效果，禁止破壞公認的生活利益或社會秩序，或者禁止對該生活利益和社會秩序構成侵害的危險。”[13]各國刑法一般是通過根據對法益的性質和地位的認識，從而構筑刑法分則的罪刑結構，進而建立起一個模式基本一致的刑法分則體系。在外國刑法中，一般均認為偽造罪侵犯的最基本的法益為社會的公共信用與交易安全，因而多數國家一般將偽造罪集中規定在刑法典的某一位置，而且有的國家用明文將各種偽造罪規定在侵犯公共信用罪中（如法國、意大利的刑法典）。這種規定從立法上明確指出了偽造罪侵犯的基本法益為社會的公共信用。而有些國家在立法上認為偽造罪行為客體的不同從而其所體現的而為刑法所保護的法益也有所不同，因此將不同行為客體的偽造罪分別置于刑法分則不同的位置。如《印度刑法典》認為貨幣是由國家或主權機構鑄印和發行的，從而將有關貨幣和國家印標的偽造罪規定在侵害國家法益的犯罪之后（由于缺乏有關研究資料，也可認為印度刑法的這種偽造罪是規定在侵害國家法益的犯罪之中）；而認為偽造文書是意圖使公眾或他人受到損害，為支持一定主張或權利，或企圖使他人與其財產分離，或意圖訂立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契約，或企圖進行詐騙或使該詐騙得以實施的一種犯罪，這種偽造罪顯然與財產犯罪有關，因而將有關文書和財產標志的偽造罪規定在侵犯財產罪之后。德國、新加坡的刑法典采取的也是這種立法方式。

　　在此，我們可以看出，不同國家的刑事立法所采取的價值觀念不同，所注重保護的領域不同，就有可能認為犯罪侵犯的法益不盡相同，而導致相同的犯罪規定在刑法分則不同的位置。也就是說，各國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各種因素導致各國在刑事立法是采取注重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抑或注重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的不同，從而決定各種犯罪在刑法分則中的罪刑結構不同。

　　因此，從侵害法益的角度對偽造罪進行分類研究，有利于探究我國刑事立法的價值觀念內涵，從而對偽造罪在刑法分則中的地位進行合理調整，以適應我國正面臨的社會轉型。由于我國體制改革前的社會結構是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上的以集壟斷大一統為特征的政治社會，國家所有制模式賦予政府無限權力；將政府推到社會結構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這種一元社會結構中，工具性就成為刑法的根本特征，刑法只是國家推行其意志的暴力工具。它雖然對于保護社會十分有用，但卻往往以不注重甚至犧牲公民個人的權利與自由為代價。因此，我們應當從社會結構的轉變所帶來的刑法性質、機能與觀念的重大變革上審視我國有關偽造罪的立法。也就是說，我們這里所采取的分類方法有利于厘清每個偽造罪在刑法分則的位置，并且審視這種立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現今處于社會轉型中的中國。

　　（四）根據偽造行為客體可將偽造罪分為偽造貨幣罪、偽造有價證券罪、偽造文書印章罪，有些國家和地區還規定了一類偽造度量衡罪（如印度刑法，我國臺灣刑法）。這種分類方法與前述偽造罪范圍的界定基礎是基本一致的，在此不再贅言。此外，還有根據偽造行為人的身份可將偽造罪劃分為職務行為的偽造罪與普通偽造罪。這種分類方法一般來說，與有形偽造罪、無形偽造罪的分類結果基本一致。這種分類在解釋論上并不重要。

　　如果將偽造罪的行為客體統一在文書這一概念下，可將偽造罪分為偽造公文書罪和偽造私文書罪。這里的公文書包括貨幣、公債、郵票、印花、政府文書、有價證券，是指行為人基于職務上所制作的文書。而私文書是指行為人基于個人身份關系所制作的文書，如遺書、契約書、讓渡證書、債務免除書等均為私文書。從這一角度對偽造罪分類有助于正確理解公文書與私文書的差異性，并可依此判斷不同偽造罪屬于輕罪或重罪范疇。

　　（責任編輯　張旭）
　　【注釋】
　　*武漢大學法學院刑法博士生。武漢，430072
[1]張明楷譯：《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5頁。
[2]羅結珍譯：《法國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87頁。
[3]徐久生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刑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08、第158—161頁。
[4]黃風譯：《意大利刑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45頁。
[5][7]林山田：《刑法特論》（中冊），臺灣三民書局1997年版，第521頁、第21頁。
　　[6]（日）大谷實：《刑法各論》（下），成文堂1982年版，第426頁。
　　[8]（英）戴維．W．沃克《牛津法律大辭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頁。
　　[9]王振興：《刑法分則實用》第二冊，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版，第187頁。
　　[10]（日）木村龜二主編：《刑法學詞典》，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89—590頁。
　　[11][12]（日）町野朔：《犯罪各論的現在》，有斐閣1996年版，第310頁、第310—311頁。
　　[13]馬克昌等主編：《刑法學全書》，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