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婚約解除損害賠償制度問題探究

On Issues of Damages in Dismantling a Marital Engagement

一、問題的提出

　　婚約糾紛在我國數量不少，常因找不到明確的法律依據而處理不當。從許多國家的民法典看，婚約一節是結婚制度必不可少的內容。婚約一節應規定婚約的成立、效力、贈與財產的返還、損害賠償等。新中國成立之后頒行、修訂的《婚姻法》始終沒有規定婚約制度。有關的司法解釋補充了前三項內容：首先，《有關婚姻法施行的若干問題與解答》（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1950年6月26日公布，以下簡稱為《婚姻法解答》）規定了訂立婚約的要件和效力。即“……任何包辦強迫的訂婚，一律無效。男女自愿訂婚者，聽其訂婚。訂婚的最低年齡，男為19歲，女為17歲。一方自愿取消訂婚者，得通知對方取消。”；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廠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為《婚姻法解釋（二）》）第10條第1款第1項規定了婚約解除之后贈與財產的返還。即“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但是，婚約解除損害賠償制度始終沒有建立起來。

　　既然就婚約解除損害賠償問題缺乏專門的立法規定，司法機關適用專門的法律也就無從談起。那么是否可以適用《民法通則》中相關的一般的規定呢？從司法實踐來看，婚約解除損害賠償糾紛并不適用《民法通則》中的侵權責任方面的規定。福建省漳浦縣人民法院在“高志雄訴翁美桃解除婚約返還財物案”中，當女方以已同居為由就男方請求返還財物加以抗辯時，未將男方的解除行為認定為侵權行為，[1]深圳市羅湖區法院在“深圳某服裝公司女模特小薇”因懷孕、引產訴其“男友”損害賠償案中，也未這樣認定。[2]依據舉重而明輕的解釋方法，對于財產損害和諸如名譽權等其他人身損害，受害人也無權請求侵權損害賠償。由于我國婚姻立法和學說未將婚約認定為合同，婚約解除損害賠償糾紛也不會適用《民法通則》中的違反合同的民事責任方面的規定。

　　那么，當事人一方無正當理由解除婚約的行為或者實施可以歸責于己、對方因而解除婚約是否構成了侵權行為呢？應該在什么范圍內賠償財產損失和人身損失呢？現有的立法建議是否妥當呢？本文擬就這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

　　二、成婚準備活動的落空與侵權損害賠償

　　（一）侵權行為的構成

　　1．發生了損害。公眾是把結婚問題重視為終身大事的，結婚意味著新生活的開端。因此，盡管《婚姻法》規定“取得結婚證，即確立夫妻關系”，但是幾乎所有的婚姻當事人及其親友均要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從事成婚（共同生活）的準備活動。它大致可以分為：（1）紀念活動，如拍攝結婚照片；（2）置辦新婚生活用品的活動，如置辦服裝、首飾、日常生活用品、婚宴用品、裝飾新房等；（3）籌備婚宴的活動，如散發請柬、簽訂聘請主持人合同、簽訂聘請婚禮攝影人合同、簽訂婚宴合同等；（4）為婚后生產、生活的考慮一方或雙方放棄某些財產權益的活動，如辭職、終止個體工商戶的活動、放棄離婚后的幫助等；（5）其他準備活動，如簽訂旅游合同等。從實際生活來看，準備活動往往需要高額的費用。[3]因此，對方一旦解除婚約，做出準備活動的當事人將會在某種程度上遭受財產損失。

　　2．部分解除行為違反了法律。《婚姻法解答》規定，“……一方自愿取消訂婚者，得通知對方取消之”。現行《婚姻法》第5條規定，“結婚必須男女雙方完全自愿，不許任何一方對他方加以強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因此，依據比較法解釋的方法，“單純的違背婚約之事實尚不足以構成侵權行為”。[4]不過，在當事人雙方已經協商決定成婚、并由其本人和（或）其親友進行結婚準備活動的情況下，對方沒有正當理由解除婚約或實施可以歸責于己、對方因而解除婚約的行為，就應該認定為“實施了一定的先前行為，使其負有一定的作為義務……違反這些義務，造成他人損害”，從而“構成侵權”。[5]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法國法院也曾經明確地指出，“濫用了解除婚約的自由則違反婚約行為也能構成侵權行為”。[6]因此，將部分解除行為認定為侵權行為即違法行為是完全符合法理的。

　　3．損害與行為之間有因果關系。如果當事人一方不做出成婚的許諾，對方當事人及其親友便不會進行準備活動。換言之，結婚準備活動正是建立在信賴對方的許諾基礎之上的。因此，財產損害與對方解除婚約的行為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

　　4．過錯。在當事人一方沒有正當理由而解除婚約的情況下，其主觀狀態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給對方帶來財產損害，仍然希望或放任它的發生，屬于故意；在一方實施可以歸責于己的、對方因而解除婚約的行為之情況下，實施行為的一方應該意識到對方可能因而解除婚約并遭受財產損害，也屬于故意。

　　總之，在雙方協商確定成婚、對方當事人和（或）其親友已經做出結婚準備活動的情況下，如對方沒有正當理由解除婚約，或一方實施可以歸責于己、對方因而解除婚約的行為，則構成了《民法通則》所規定的過錯侵權行為。

　　（二）損害賠償的范圍

　　損害賠償的范圍應該僅限于信賴利益損失。具體包括：1．因期待結婚而支出的“費用”；2．因期待結婚而負擔的義務；3．因期待結婚，實施影響其財產或職業的行為而遭受的損害。

　　（三）“財產損害”賠償不會妨礙婚姻自由

　　財產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不僅不會損害當事人的婚姻自由，而且還有利于保障婚姻自由。其理由如下。1．在確定成婚日期之前，婚姻自由根本不會受到財產損害賠償制度的任何影響。我國立法對“婚約”的認定采取了比較嚴格的態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現役革命軍人婚約問題的批復》（1962年12月17日）第2條規定，“主要看雙方是否都已同意將建立婚姻關系，如果都已有了這個表示，就應視為訂立了婚約；如果僅有戀愛關系，雙方或一方還沒有表示愿意結婚的，則不能視為有了婚約關系”。生活經驗表明，即使已經建立了婚約關系，當事人和（或）其親友并不會自存在婚約關系的第一天起，就盲目地進行準備活動。他們還要另行確定成婚日期，并在該日期到來的前夕才開始進行準備活動。也就是說，在確定成婚日期之前解除婚約，任何一方都不必承擔財產損失；2．在確定了成婚日期之后，婚姻自由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得到增進。因為，財產損害賠償制度可以起督促當事人負責地、誠實地、直率地和盡快地解除自己認為不妥當的婚約的作用，從而有利于保障雙方當事人的結婚自由；3．即使已經做好了準備活動，由于婚姻是“終身大事”，理智的當事人絕不會因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而選擇締結不幸的婚姻，更何況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44條的規定，當事人承擔責任受到一定的限制。

　　三、己然的同居行為與侵權損害賠償

　　（一）侵權行為的構成

　　1．損害的發生。婚約擁有“提示利害關系人遠離未婚夫妻雙方”和“為雙方當事人提供……加強雙方作為夫妻的情感的機會”之功能。[7]在加強情感的過程中，很多婚約當事人雙方還發生了性關系。[8]因此婚約一旦解除，當事人就可能遭受下列人身損害。（1）身體權、名譽權。在女方原是處女而同居的情況下，女方喪失了“身體上的完整”。如果同居事實已為他人知悉，女方的“名譽權”也受到了損害；[9]（2）疼痛。在解除婚約時女方已經懷孕而需要終止妊娠的情況下，女方要忍受身體上的疼痛；（3）任何一方均可能出現羞辱感、尷尬、痛苦、悔恨等精神上一些嚴重的反常現象；（4）其他損害，如患病。此外，當事人還可能遭受下列財產損害：（1）支付治療疾病的費用；（2）支付終止妊娠的費用；（3）其他損失，如為了比較好地能夠安排女方與他人結婚而為生理上的整形所支付的費用、純粹的經濟利益損失等。

　　2．部分解除行為違反了法律。盡管在性態度問題上，“80年代是一個分水嶺”，建國初期的“前30年，越軌性行為受到社會道德的非常嚴格的約束。改革開放后，這種道德被摧毀”，“第二個分水嶺出現在90年代末，中國人的性行為越來越象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其特點是“表現在女性身上，就是她們對于失身、處女膜不再注重。而性生活、性體驗不再是夫妻的專利”，[10]但是“對于中國來說，主流價值對于性純潔的態度是很強烈的……性觀念的解放程度是很有限的”。[11]因此，一般而言，婚約當事人雙方發生性行為是建立在雙方當事人期待日后結婚的基礎之上的。在雙方當事人已經建立起深厚的、穩定的情感，尤其是已經發生性行為的情況下，沒有正當理由解除婚約，或實施可以歸責于己、對方因而解除婚約的行為，也同樣應該認定為“實施了一定的先前行為，使其負有一定的作為義務……違反這些義務，造成他人損害”，從而“構成侵權”。[12]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意大利、希臘、法國和我國臺灣地區也認為如果日后男方違反婚約，男方原先的同居行為便構成侵權行為。[13]因此，將部分解除行為認定為侵權行為即違法行為也是符合法理的。

　　3．損害與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如果對方尤其是男方不同意結婚，另一方尤其是女方則不會與之建立并保持婚約關系，尤其是發生性關系。因此，婚約的解除與損害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4．過錯。無論是在當事人沒有正當理由而解除婚約的情況下，還是在一方實施可以歸責于己的、對方因而解除婚約的行為之情況下，行為方在主觀上均為故意。

　　總之，在雙方當事人已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已經同居的情況下，如沒有正當理由解除婚約，或實施可以歸責于己、對方因而解除婚約的行為，則構成了《民法通則》所規定的過錯侵權行為。

　　（二）損害賠償的范圍

　　在婚約解除時，受害人有權向過錯方就“非財產上損害”和“財產上損害”，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3月1日實施）（以下簡稱為《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8條、第9條第1、3項、第10條第1款之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99次會議通過）第17條第1、2款之規定，請求賠償。

　　（三）將已然的同居行為認定為侵權行為具有積極意義

　　將已然的同居行為認定為侵權行為具有積極意義。首先，人身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不會妨礙婚姻自由。因為《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8條第2款就獲得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要件做出了嚴格的限制，第10條就確定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的“因素”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絕不會成為迫使一方（主要是男方）與對方締結不幸的婚姻的巨大壓力；其次，人身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保護女方的合法權益。從司法實踐來看，提起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的原告多為女方，基于的“事實”均是同居。如果不將同居認定為侵權行為，司法機關只能適用《民法通則》第132條規定的公平責任。這樣的裁判結果對女性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回到娘家的女性因失去貞操，其名譽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只要女性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尚未取得與男性同等的地位，婚約不受法律規制對女性來說，就僅僅意味著可以被自由地拋棄”。[14]最后，人身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并不會導致女方濫用權利。因為《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8條第2款規定只有在“造成嚴重后果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才“可以根據受害人一方的請求判令其賠償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對女方而言，并沒有激勵作用。

　　四、婚約解除損害賠償的立法建議之評價

　　（一）立法建議

　　近年來，我國學者就婚約解除損害賠償制度提出了立法建議。這些立法建議的主要內容如下。

　　其一是在發生人身傷害或者造成名譽上的重大損失時賠償精神損失說。其內容是：首先，對于因訂婚而消耗的財物不予賠償。它“主要是指在訂婚時舉行儀式、操辦宴席，接待雙方親戚朋友消耗的食品、煙酒之類的物品”，“不論哪方提出解約，均不得折價返還或提出賠償。因為我國歷來反對大操大辦、鋪張浪費，對當事人因訂婚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應自負其責。”其次，“對于一般未發生人身傷害或者未造成名譽上的重大損失，不能考慮女方的精神損害賠償：首先，雙方未婚同居違反法律規定，其結果是雙方所造成的，彼此都有過錯，不存在侵權方和受害方；其次，如果規定精神損害賠償會導致法律自相矛盾，即既反對未婚同居又保護未婚同居；第三，若考慮對未婚同居的女方進行精神補償，很可能引發某些思想品質低下的人，利用非法同居獲取利益。”[15]

　　其二是在故意違反善良風俗和有關法律的規定時賠償精神損失說。其內容是：“如果婚約當事人在婚約的訂立、存續、解除過程中，故意違反善良風俗和有關法律的規定，比如訂立婚約的目的是玩弄異性，或存在故意侵害對方當事人的名譽權、隱私權、貞操權等人格權的行為時，則應該承擔損害賠償責任”。[16]

　　其三是過錯方賠償準備費用和有條件地賠償精神損害說。其內容是：首先，財產損害賠償的條件是“一方擅自解除婚約的或因自身過失致使他方解除婚約的，應向無過錯方承擔賠償責任。雙方都有過錯的，應根據各自的過錯程度分擔民事責任”。財產損害賠償范圍“主要是指為準備結婚而支付的房屋租金、債務負擔、購置結婚禮服與備置嫁妝而支出的價款（扣減尚存價值）”。其次，“對因婚約解除而使其名譽受到損害為由而主張的精神損害賠償應不予考慮；對以在婚約期間因發生性關系貞操權受到侵害為由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應區別對待：（1）雙方自愿發生性關系，且無其他損害后果的，無論是合意解除婚約還是一方擅自解除婚約，均不予賠償；（2）因他方引誘而與之發生性關系，且由他方擅自解除婚約或因他方過錯而使其解除婚約的，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3）雖然雙方自愿發生性關系，但一方（指女方）因懷孕做人工引產術造成身體損害，或者因多次做人工引產術而造成習慣性流產甚至失去生育能力的，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17]

　　其四是過錯方賠償準備費用或其他損失和精神損失說。其內容是：首先，“一方無正當理由要求解除婚約，應當向對方賠償其因期待結婚而支出的費用或其他損失”；其次，“經公示公信的婚約，一方提出解除婚約，使另一方人格上蒙受重大損害時，另一方可要求得到一定數額的賠償。賠償數額由法院根據當地生活水平及損害程度而定”。所謂公示公信是指“在農村，男女雙方訂婚要經過一系列傳統上的程序，以達到公示公信程度，例如，男女雙方家長親友互相走訪、相看，舉行一些儀式，甚至書立婚書等，而訂婚后的男女雙方雖為未婚夫妻，但在村民的眼中卻相當于已婚。如果一方要求解除婚約，則會對另一方的聲譽造成很大的影響”。[18]

　　（二）對立法建議的評價

　　“在發生人身傷害或者造成名譽上的重大損失時賠償精神損失說”并不完全科學。其科學之處是“對于因訂婚而消耗的財物”不應該予以賠償。不過，其理由應該是只有在當事人一方與對方協商同意成婚、并已經做了結婚準備的情況下，當事人一方無正當理由解除婚約的行為或者實施可以歸責于己、對方因而解除婚約方構成侵權行為，與之有因果關系的財產損害才應該得到賠償，而在此之前消耗的財物顯然與之沒有因果關系。其不科學之處是對“雙方未婚同居”原則上不予以賠償。其理由是：1．女方允諾發生性行為并不能構成阻卻違法事由。該學說主張，“雙方未婚同居違反法律規定，其結果是雙方所造成的，彼此都有過錯，不存在侵權方和受害方”，其實質是主張允諾阻卻違法。所謂“允諾”是指“被害人事先允許或授權加害人介入其權益范圍內，亦即對其權利或法益為損害之事實行為，或允許可能的加害人對其從事比通常情形本為法律所許可之程度以上的危害行為”。盡管“被害人之允諾，構成阻卻違法事由，為學說與實務所肯認”，但是“在行為人因過失而促成或不知阻卻違法事由之成立上的瑕疵之情形，該事由應不具阻卻違法的能力”。因此，如果女方同意發生性行為是由于對方“通過冒稱欲與其結婚之欺罔行為所促成”，那么，“該構成阻卻違法事由之允諾，便帶有瑕疵，從而……應不具備阻卻違法的能力”，對方之“所為仍具違法性，而得被定性為不法行為”；[19]2．追究未婚同居的侵權行為責任并不等于保護未婚同居行為。男方基于性行為承擔侵權責任在侵權行為形態上應該屬于“不作為”的侵權行為責任。具體地說，在未婚當事人雙方已經發生性行為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正當理由而解除婚約，或實施可以歸責于己、對方因而解除婚約的行為，則構成了侵犯對方人格權的行為。換言之，性行為本身并不構成侵權行為，不作為義務的違反方構成侵權行為。追究侵權責任的目的并非保護未婚同居，而是保護對方的人格權；3．“利用非法同居獲取利益”的擔心固然有些道理但并不現實。因為依據《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8條第2款的規定，獲得“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要件非常苛刻，對女方來說是得不償失的。

　　“在故意違反善良風俗和有關法律的規定時賠償精神損失說”并不科學。其理由是：1．它忽視了婚約解除損害賠償制度與其他損害賠償制度之間的區別。綜觀當代各國的法律規定，婚約解除損害賠償制度是建立在婚約不具有請求力和執行力基礎之上的，是以哪些解除行為才應該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損害賠償之債的法律性質、訴訟時效等為內容的。婚約當事人雙方還當然可以以普通社會成員的身份，依據法律規定或約定，彼此之間發生其他損害賠償之債。婚約解除損害賠償之債既不能排斥、也不能代替其他損害賠償之債。如果一方“訂立婚約的目的是玩弄異性”則當然應該承擔侵權責任；如果“故意”“侵害”對方的“人格權”，也當然應該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在法律性質上它們并不是婚約解除損害賠償責任；2．它在無形之中限制了婚約當事人之間的侵權責任。《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過錯”的形式既包括“故意”，也包括“過失”。[20]而該學說卻主張只有出于“故意”才承擔侵權責任。

　　“過錯方賠償準備費用和有條件地賠償精神損害說”并不科學。其理由是：1．因為財產損害的賠償范圍不包括因辭職等原因造成的損害，顯然過窄；2．即使“雙方自愿發生性關系”而未“造成身體損害”或“造成習慣性流產甚至失去生育能力的”，仍然可能遭受“身體上的完整”、疼痛、“精神上一些嚴重的反常現象”等方面的非財產上損害。同為非財產上損害，卻不考慮賠償，違反“全部賠償”的法理；3．由于“因婚約解除而使其名譽受到損害”和“婚約期間因發生性關系貞操權受到侵害”兩者通常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即發生性關系如為他人所知悉，即會導致名譽上的損害，因此一律禁止前者獲得損害賠償，而有條件地準許后者獲得損害賠償也違反“全部賠償”的法理；4．劃分“雙方自愿發生性關系”和“因他方引誘而與之發生性關系”，在司法實踐上也難以操作。

　　“過錯方賠償準備費用或其他損失和精神損失說”并不科學。其理由是：1．作為財產損害賠償范圍的“其他損失”之內涵和外延并不明確。例如，是否可以請求繼承權損失？是否可以請求離婚后的幫助？2．以“公示公信”作為損害賠償要件違反了“侵權的民事責任”。因為《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規定的過錯責任并不以此為要件；3．“一方要求解除婚約，則會對另一方的聲譽造成很大的影響”一般不會發生。“名譽系人在社會上的評價，通常指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的尊重。”“侵害名譽，指以言語、文字、漫畫或其他方法貶損他人在社會上的評價，使其受到他人憎惡、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來往；不以廣布社會為必要，但須有第三人知悉其事”。[21]一般而言，第三人絕不會僅僅因為某人主動或被動地解除了婚約而對其“憎惡、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來往”。從農村地區的實際生活來看，曾經主動或被動地解除婚約的女方在婚嫁方面一般也不會遇到困難；4．損害賠償之債的債務人也不應該限于“提出解除婚約”的一方。因對方實施可以歸責于他的行為，致使自己解除婚約的，也應該獲得損害方賠償；5．劃分“農村”與“城市”在司法實踐上也會遇到困難。如在城市中，訂婚也舉行了儀式，是否也應該準許損害賠償呢？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注釋】
[1]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選（民事卷（上）》，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5頁。
[2]張學軍：“當代婚約解除損害賠償制度研究”，載《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第54—55頁。
[3]例如，在上海，“2003年每對新人結婚總消費費用平均已達12—15萬元”；在南京，“2003年到2000年1年間，婚禮花費已經達到了每對8萬元”。參見朱菁菁、李花：“上海人結婚費用平均15萬”，載《金陵晚報》，2004年4月2日A9版。
[4]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下卷）》，焦美華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45頁。
[5]王利明：《民商法理論爭議問題—精神損害賠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頁。
[6]同注
[4]，第145頁。
[7]（美）Nijole V．Benokraitis，Marriages and Familise，Prentics—Hall Ine．1993，P239。
[8]深劃市羅湖區《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執行情況的意見和建議》（2002年）指出，“據婚姻登記部門統計，每年登記結婚的三千多對中最少有二、三百對是未婚先孕的。”參見網址：webmaste＠szlh．gov．cn。這種情況絕非深圳所獨有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8]王澤鑒：《侵權行為法》（第1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頁。
[9]Jane E．Larson，Women Understand So Little，They Call My Good Nature‘Deceit’A Feminist Rethinking of Seduction，93 Columbia Law Review 1993 P391。
[10]黃小偉：“新革命：性革命”，載《新聞周刊》2002年第25期，第24—25頁。
[11]王利明主編：《民商法理論爭議問題—精神損害賠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又年版，第15頁。
[12]同上注。
[13]黃茂榮：“以婚姻為餌誘使同居之損害賠償責任”，載陳棋炎先生秩華誕祝賀論文集編篡委員會編：《身份法之理論與實用》，臺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30—331頁。
　　意大利和我國臺灣地區司法實踐認為，此種侵權行為的在形態上屬于作為的侵權行為，即原來的性行為屬于誘惑行為；而本文作者認為應該屬于不作為的侵權行為，即在雙方同意發生性行為之后產生了不作為的義務。
　　意大利最高法院也明確指出，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婦女的性名譽可能仍然需要社會的保護。
[14]（日）二官周平著：《家族法》，新世社1999年版，第98頁。
[15]邱玉梅：“婚約問題探析”，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第69頁。
[16]張義華：“建立我國婚約制度的立法思考”，載《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2004年第3期，第21頁。
[17]熊進光：“婚約法律問題研究”，載《河北法學》2003年第6期，第59頁。
[18]邱寧、陸幸福：“婚約制度及其立法構想探討”，載《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第18頁。
[19]同注[13]，第343—346頁。
[20]王利明、楊立新：《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頁。
[21]同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