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琴誣告陷害案

本案關注點：誣告陷害罪構成要件中的捏造事實不僅包括無中生有，任意虛構編造整個犯罪事實，而且包括虛構編造部分虛假事實的情形。事實是通過相關證據予以反映和證實的，捏造事實的行為包含了偽造有罪證據的行為。某一誣告陷害行為是構成情節嚴重的基本犯，還是構成造成嚴重后果的結果加重犯，應結合整個案情進行分析。

崔文琴誣告陷害案

　　【案號】（2007）楊廣刑初字第145號
　　【案情】
　　2006年10月7日18時許，被告人崔文琴在揚州市鹽阜路準提寺附近，因瑣事與被害人葛慶芳發生爭執，葛慶芳將崔文琴推倒在地，致使崔文琴右手手腕受傷。后崔文琴向揚州市公安局廣陵分局報案。2006年10月9日，被告人崔文琴在蘇北醫院利用一名右手骨折的女病人，代替自己拍攝了右手舟狀骨骨折的X光片，并向揚州市公安局法醫提供。揚州市公安局法醫門診室根據該X光片出具了法醫鑒定書，結論是：崔文琴的右手舟狀骨骨折，屬輕傷。揚州市公安局廣陵分局遂于2006年10月12日對葛慶芳涉嫌故意傷害案進行立案偵查。2006年10月19日，葛慶芳因涉嫌犯故意傷害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8日被逮捕，11月1日被取保候審。2006年11月27日，揚州市廣陵區人民檢察院以葛慶芳犯故意傷害罪向廣陵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在法院審理過程中，被告人崔文琴于2007年3月6日主動向廣陵區人民法院交代了自己請他人代為拍片、誣告陷害葛慶芳的犯罪事實。2007年3月19日，揚州市公安局法醫門診室對被告人崔文琴的右手腕重新拍片進行鑒定，結論是：其右手腕舟狀骨未見骨折現象。廣陵區人民檢察院遂撤回對葛慶芳犯故意傷害罪的指控。2007年4月13日，被告人崔文琴的家屬與被害人葛慶芳達成了和解協議，由崔文琴的家屬一次性補償葛慶芳人民幣60000元，并取得了葛慶芳的諒解。
　　【審判】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人崔文琴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并已造成嚴重后果，其行為已構成誣告陷害罪，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被告人崔文琴犯罪后主動向司法機關交代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誣告陷害的犯罪事實，屬自首，依法可以減輕處罰。其在歸案后自愿認罪，并積極賠償被害人的損失，取得被害人的諒解，依法可酌情從輕處罰。被告人崔文琴的辯護人提出“崔文琴具有自首情節，可以減輕處罰；其屬于初犯，認罪態度較好，并積極補償被害人的損失，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可酌情從輕處罰，建議對其判處緩刑”的辯護意見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予以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三款之規定，以被告人崔文琴犯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提出抗訴，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評析】
　　本案存在的爭議焦點是：被告人崔文琴為使被害人受到刑事追究，偽造了自己右手舟狀骨骨折的X光片這一關鍵證據，并向司法機關提供，從而使被害人受到了錯拘、錯捕、錯訴，該行為應當如何定性處罰。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崔文琴主觀上為了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客觀上實施了偽造自己右手舟狀骨骨折的X光片這一關鍵證據并向司法機關提供的行為，該行為屬于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被告人的行為應當構成誣告陷害罪。但是該意見對被告人崔文琴應如何判處刑罰則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崔文琴捏造事實誣告陷害被害人并使被害人受到了錯拘、錯捕、錯訴，屬于情節嚴重，構成誣告陷害罪的基本犯，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被告人崔文琴偽造自己右手舟狀骨骨折的X光片這一關鍵證據并向司法機關提供的行為，已經屬于情節嚴重，已經構成誣告陷害罪的基本犯。其誣告陷害行為還使被害人受到了錯拘、錯捕、錯訴，已經造成了嚴重后果，屬于誣告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應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崔文琴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主要理由是：1.被告人崔文琴的行為不構成誣告陷害罪。誣告陷害罪構成要件中的捏造事實是憑空虛構整個犯罪事實，僅指無中生有，任意虛構編造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實的情形。本案中葛慶芳將崔文琴推倒在地，致使崔文琴右手手腕受傷的事實存在，只是崔文琴的傷情未達到輕傷程度。被告人崔文琴為了使葛慶芳受到刑事追究，偽造了自己右手舟狀骨骨折的X光片，其僅僅是虛構編造了部分虛假的犯罪事實，并不是憑空編造整個犯罪事實，因而不構成誣告陷害罪。2.在葛慶芳傷害崔文琴一案中，崔文琴是被害人，我國刑法對被害人偽造有罪證據的行為未規定為犯罪。
　　不難看出，上述兩種意見的分歧焦點在于，誣告陷害罪構成要件中的捏造事實應當如何理解，作為構成要件的情節嚴重與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的造成嚴重后果應當如何區分。
　　一、捏造事實應當包括虛構編造部分虛假事實的情形。
　　我國刑法規定的誣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實，向國家機關或有關單位作虛假告發，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節嚴重的行為。從犯罪構成要件看，該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誣告陷害行為不僅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使被害人的名譽受到損害，而且可能導致錯拘、錯捕、錯訴、錯判，甚至錯殺的嚴重后果，造成冤假錯案，干擾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破壞司法機關的威信。該罪在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行為人不管動機如何，其目的都是為了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該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捏造特定人員的犯罪事實，向國家機關或有關單位告發，或者采取其他方法足以引起司法機關的追究活動。顯然，捏造事實是誣告陷害罪客觀方面的構成要件。但對于捏造事實的具體含義，無論是刑法理論界還是司法實務界，均存在較大的爭議。有觀點認為，捏造必須是虛構、杜撰，憑空編造，其事實本身是不存在的，也即無中生有、憑空編造虛假事實的行為。捏造事實僅指無中生有，任意虛構編造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實的情形。該觀點指出，誣告陷害罪中的捏造事實應當限定為僅指憑空虛構整個犯罪事實的行為，只有無中生有、憑空編造整個犯罪事實的行為才能構成誣告陷害罪。本案分歧意見中的第二種意見即是如此。但另有觀點認為，誣告陷害罪中的捏造犯罪事實是無中生有、栽贓陷害、借題發揮，把杜撰的或他人的犯罪事實強加于被害人。如果行為人借題發揮，捏造部分虛假犯罪事實，并足以引起司法機關的刑事追究活動的，亦構成誣告陷害罪。這也是本案分歧意見中的第一種意見。
　　筆者認為，分歧意見中的第二種意見認為誣告陷害罪中的捏造事實僅指憑空虛構整個犯罪事實的行為是缺乏依據的。理由是：1.從詞典所表述的捏造的含義來看，捏造是故意把非事實說成是事實，假造事實。從一般人的理解來看，該含義既包括無中生有、憑空編造全部虛假事實的情形，也包括對事實進行惡意歪曲、夸大，虛構編造部分虛假事實的情形。2.從捏造的事實內容來看，為使被害人受到刑事追究，行為人所捏造的犯罪事實往往是具體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在某種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上不成立的情況下，行為人通過無中生有、借題發揮成就某種犯罪的構成要件，是捏造犯罪事實的核心所在，也是司法實踐中誣告陷害罪客觀方面的集中體現。而且行為人借題發揮，編造部分虛假事實從而成就某一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更具有可信性，更能達到使被害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目的。3.從捏造犯罪事實的后果來看，即使是虛構編造部分虛假犯罪事實，同樣也可以引起司法機關對被誣告者的刑事追究，從而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干擾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為使被害人受到刑事追究，虛構編造部分虛假事實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與憑空編造整個犯罪事實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并無多大區別。例如在本案中，葛慶芳將被告人崔文琴推倒在地，崔文琴右手手腕并未達到輕傷的程度，葛慶芳的傷害行為本是一般違法行為，但被告人崔文琴為使葛慶芳受到刑事追究，通過偽造自己右手舟狀骨骨折的X光片這一關鍵證據并向司法機關提供，從而使葛慶芳受到了錯拘、錯捕、錯訴，被告人崔文琴的這種行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并不小于其憑空編造整個故意傷害犯罪事實的行為。綜上理由，將編造部分虛假事實的情形排除在誣告陷害罪構成要件之外是沒有依據的，誣告陷害罪構成要件中的捏造事實應當包括虛構編造部分虛假事實的情形。
　　二、捏造事實的行為包含了被害人偽造有罪證據的行為。
　　本案分歧意見中的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崔文琴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理由之一是，在葛慶芳傷害崔文琴一案中，崔文琴是被害人，我國刑法對被害人偽造有罪證據的行為并未規定為犯罪。其實不然。偽造有罪證據的行為嚴重干擾了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并可能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為此我國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二節專門規定了妨害司法罪。該節對刑事訴訟中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員、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等訴訟參與人實施的偽造有罪證據等妨害司法活動的行為規定了犯罪，但確實沒有對被害人偽造有罪證據行為的刑事責任進行規定。應當說，被害人與案件的處理具有利害關系，被害人偽造有罪證據的社會危害性更大，但刑法分則規定的妨害司法罪卻沒有將被害人偽造有罪證據的行為規定為犯罪，這并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因為被害人偽造有罪證據的行為已被納入誣告陷害罪之中。
　　上面論述中提到，誣告陷害罪的客觀要件是行為人捏造犯罪事實，而犯罪事實是通過相關證據予以反映和證實的，因此捏造犯罪事實的行為應當包含了偽造有罪證據的行為，并且捏造犯罪事實也往往是以偽造有罪證據為核心內容的。因此我國刑法規定的捏造犯罪事實并予以告發的誣告陷害罪已經函納了被害人偽造證據的行為，故妨害司法罪沒有必要重復立法規定被害人偽造證據的責任。為此，并不是我國刑法對被害人偽造有罪證據的行為未規定為犯罪，被害人偽造有罪證據向國家機關或有關單位告發，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應當以誣告陷害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三、誣告陷害罪情節嚴重的構成要件與造成嚴重后果的法定刑升格條件的區別。
　　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并非捏造他人犯罪事實予以告發的行為都構成犯罪，而只有情節嚴重者才構成犯罪，也就是說，情節嚴重是誣告陷害罪的構成要件。如果捏造犯罪事實進行告發但情節不嚴重的，則屬于誣告陷害一般違法行為。此處情節嚴重中的情節，不是指特定的某一方面的情節，而是包括任何一個方面的情節，只要某一方面情節嚴重，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就達到了應受刑罰處罰的程度。至于情節是否嚴重，應通過分析案件的全部情況進行綜合判斷。就誣告陷害罪而言，應看捏造的犯罪事實的內容、誣告陷害的手段方式、捏造的犯罪事實所觸犯的罪名以及是否足以引起司法機關的追究活動等方面進行考察，以確定誣告陷害行為是否達到情節嚴重。如果行為人誣告陷害的手段方式惡劣，或者故意捏造的犯罪事實、告發的方式足以引起司法機關的追究活動的，就應認為是情節嚴重，而不論司法機關是否對被害人進行了刑事追究。所謂刑事追究則是指公安機關、檢察院、人民法院依照刑法、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對所告發的犯罪事實進行立案查處。而造成嚴重后果則是誣告陷害罪的結果加重處罰要件，是對誣告陷害罪的法定刑升格處罰的條件。從字面含義看，所謂造成嚴重后果顯然考察的是誣告陷害行為實際造成的危害后果，主要是指誣告陷害行為已經引起了司法機關對被誣陷人的刑事追究活動。如果被誣陷人被拘禁、錯捕、錯訴、錯判或著導致國家賠償的，應當屬于造成嚴重后果的情形。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崔文琴為使被害人受到刑事追究，利用一名右手骨折的女病人，代替自己拍攝了右手舟狀骨骨折的X光片，從而偽造了能使自己右手被鑒定為輕傷的關鍵性證據，并向司法機關提供，該捏造犯罪事實的手段惡劣，并足以引起司法機關的追究活動，因此這一誣告陷害行為已經屬于情節嚴重，已經構成了誣告陷害罪的基本犯。同時其誣告陷害行為引起了司法機關對被害人的刑事追究活動，并使被害人受到了錯拘、錯捕、錯訴，顯然已經造成了嚴重后果，又構成了誣告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因此分歧意見中第一種意見的第二種觀點是有道理的，生效判決認定被告人崔文琴的行為構成誣告陷害罪，并屬于造成了嚴重后果，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基本量刑幅度是正確的。同時考慮被告人具有自首情節對其適用減輕處罰，又鑒于其在歸案后自愿認罪，并積極賠償被害人的損失，取得被害人的諒解，又對其酌情從輕處罰，最終所判刑罰也是恰當的。
　　文/袁江華
　　（作者單位：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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