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子女利益優于權利保障的原則。在審理涉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過程中，在未成年子女不受家庭暴力影響的權利和加害人探望未成年子女的權利發生沖突時，應當堅持子女利益優于權利保障的原則，探望權人的權利保障應當讓位于子女的利益，因為這不僅是探望權的核心精神，也是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共同點。

(2)探望權的中止。離婚并不一定能夠阻止家庭暴力。暴力和暴力威脅可能隨著離婚訴訟而進一步加劇。為了避免未成年子女成為加害人繼續控制受害人的工具，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在探望權的問題上，當加害人存在下列情形時，未成年子女、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對未成年子女負擔撫養、教育義務的法定監護人，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權的請求： ①利用探望權在未成年子女面前詆毀、恐嚇或毆打承擔直接撫養義務的受害人的； ②利用探望權繼續控制受害人的； ③利用探望權對受害人進行跟蹤、騷擾、威脅的； ④利用探望權繼續對受害人和／或未成年子女施暴的； ⑤有必要中止探望權的其他情形。

(3)探望權的恢復。《婚姻法解釋一》第二十五條規定：“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通知其恢復探望權的行使。”探望權的中止，僅是暫時性地對探望權人探望子女的權利加以限制，并非完全剝奪，待中止的事由消滅后，還應依法恢復。要恢復探望的權利，其前提條件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完全消失，例如加害人完成了心理矯治，并且有心理機構蓋章、治療師簽名的其已經能夠控制暴力沖動的證明。而且即使中止探望權的事由消失，也不能自行恢復，而應由加害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請求，由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恢復探望權的決定。

(4)探望權的判決。為了避免未成年子女成為加害人繼續控制受害人的工具，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判決或者調解離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在判決書或者調解書中對探望權問題做出處理。人民法院應盡可能促成雙方當事人對探望的方式、時間、地點以及交接方法協商一致。即使不能達成調解協議，也應當充分聽取雙方意見，力爭最大限度地協調雙方意志，增加判決內容中的當事人合意，以減少將來執行的障礙。探望權的行使可能會隨著子女成長和父母雙方的實際情況發生一些變化，比如父母一方工作調動、子女學習環境發生變動等，因此涉及探望權的判決，我們建議不宜過細，以免不具可行性。具體情況發生變化，可在執行中協商變更為妥。

“誰主張、誰舉證”是民事訴訟理論確定的一般舉證規則。涉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應同樣遵循這一舉證規則。但在具體認定證據的證明力時，應從家庭暴力的特點與規律出發。從審判實務情況來看，受害人證明家庭暴力，一般會提供下列證據： 　　1、受害人的陳述； 　　2、加害人的悔過、保證； 　　3、未成年子女的證言； 　　4、專家輔助人的意見和評估報告； 　　5、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組織相關的記錄與證明； 　　6、公安機關的接警或出警記錄。

3、關于未成年子女的證言。家庭暴力的隱蔽性使得家庭暴力發生時除雙方當事人和其子女以外，一般無外人在場。因此，子女通常是父母家庭暴力唯一的證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證人的年齡沒有做明確的限制性規定，但規定“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為證人。待證事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或者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作為證人。”及“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況不相當的證占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因此，證人的年齡因素只是相對概念，不能因年幼而一概認為其沒有作證能力。借鑒德國、日本及我國臺灣的立法例，具備相應的觀察能力、記憶能力和表達能力的2周歲以上的未成年子女提供與其年齡、智力和精神狀況相當的證言，一般應認定其證據效力。人民法院判斷子女證言的證明力大小時，應當考慮到其可能受到一方或雙方當事人的不當影響，同時應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減少作證可能給未成年子女帶來的傷害。因此，人民法院對未成年子女進行取證時應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孩子產生恐懼心理，造成對孩子的二次傷害。比如無錫崇安法院在審理一起妻子王某與丈夫金某離婚案件過程中，王某為證明家庭暴力申請三位證人出庭作證，其中有雙方4歲的女兒小羽。小羽見到金某時面露怯色，不敢說話，當法官問其原委時，其稱爸爸經常打她和媽媽，她不愿意與爸爸一起生活。崇安法院綜合案情，認為小羽所作的證言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況相適應，與其他證據形成證據鏈，足以認定金某對王某多次進行毆打，從而認定了金某對王某實施了家庭暴力。

6、關于公安機關的接警或出警記錄。公安機關的接警或出警記錄屬于家庭暴力發生后第一時間保留的證據，由于是公權力機關做出的，證據效力比較高。記錄明確載明家庭暴力現場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據此認定家庭暴力事實存在。記錄僅載明“家務糾紛，已經處理”等含糊內容的，人民法院應根據案件需要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對接警人員進行調查。

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的內容，須根據案件情況和當事人請求決定。一般而言，包括下列內容中的一項或多項： 　　1、禁止加害人毆打、威脅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親友； 　　2、禁止加害人騷擾、跟蹤受害人或未成年子女； 　　3、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生效期間，加害人不得擅自處理價值較大的夫妻共同財產； 　　4、有必要并且具備條件的，可以責令加害人暫時搬出雙方共同的住處； 　　5、禁止加害人在距離受害人的住處、學校、工作單位等場所200米內活動； 　　6、必要時，責令加害人自費接受心理治療； 　　7、為保護受害人及其特定親屬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同時，人身安全保護裁定還可以附帶以下內容： 　　(1)受害人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或者生活確有困難的，責令加害人支付受害人在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生效期間的生活費以及未成年子女撫養費、教育費； 　　(2)責令加害人支付受害人因加害人的暴力行為而接受治療的費用及其他必要的費用。 　　上述內容對有效防止家庭暴力有積極的作用。從全國各地法院簽發的人身安全保護裁定內容來看，大多僅涉及第1項，但也有部分法院發出裁定禁止加害人的活動范圍，如珠海香洲法院就曾在2011年做出過類似裁定，取得很好的效果。

4、離婚損害賠償 　　家庭暴力使受害人的生命、健康、身體遭受嚴重侵害，受害人長期處于恐懼、抑郁、焦慮之中，無形的精神損害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離婚時，受害人主張離婚損害賠償的，無論加害人是否已受到行政處罰或被追究刑事責任，人民法院均應當根據《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相關規定予以支持。

1、撫養權問題 　　人民法院審理涉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在確定子女撫養權時，應綜合考慮撫養人的撫養能力、撫養子女的意愿及對子女的感情和態度、子女的年齡和性別、子女的意愿、子女受教育環境的繼續性和適用性等多種因素，尤其要充分關注家庭暴力因素，根據法律規定、立法的原則和精神，從子女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慎重做出決定。司法實踐中，應注意以下問題： 　　(1)如果雙方對由誰直接撫養子女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未成年子女原則上應由受害人直接撫養，但受害人自身沒有基本生活來源或者患有不適合直接撫養子女的疾病的除外。 　　(2)不能直接認定家庭暴力，但根據間接證據，結合雙方法庭上的表現、評估報告或專家意見，法官通過內心確信存在家庭暴力的可能性非常大的，可以判決由受害人直接撫養子女。 　　(3)受害人如處于心理創傷后的應激狀態，其撫養子女表面上看起來不如加害人理想，但隨著家庭暴力的停止，或者經過心理治療，這種應激狀態會逐漸消失。因此，人民法院需要綜合考慮受害人在工作上的表現和能力，以及直接撫養子女的潛在能力，或者受害人婚前或者遭受家庭暴力前的工作和生活能力，做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判決。 　　(4)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5條的規定，如果子女是已滿十周歲的未成年人，父母雙方對子女隨父或隨母生活發生爭執時，應考慮該子女的意見，因為十周歲以上的子女已經具備初步辨識能力及責任能力。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見只能作為參考因素： 　　①未成年子女屬于限制行為能力人，其認知水平的發展還不成熟，不能正確判斷什么對自己最有利。 　　②未成年子女害怕、怨恨但同時又依戀加害人。暴力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可能在害怕、怨恨加害人對家庭成員施暴的同時，又需要加害人的關愛，因此存在較強的感情依戀。這種依戀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取決于加害人的好惡，因此不違背加害人的意愿，符合其最大利益，此種狀況也被稱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或者“心理創傷導致的感情紐帶”。 　　③強者(權威)崇拜。人類對強者或者權威的崇拜，使尚不能明辨是非的未成年人可能對家庭中的強者(加害人)懷有崇拜心理，誤認為自己與受害人一起生活沒有安全感，因而選擇與加害人一起生活。

(1)子女利益優于權利保障的原則。在審理涉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過程中，在未成年子女不受家庭暴力影響的權利和加害人探望未成年子女的權利發生沖突時，應當堅持子女利益優于權利保障的原則，探望權人的權利保障應當讓位于子女的利益，因為這不僅是探望權的核心精神，也是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共同點。

(2)探望權的中止。離婚并不一定能夠阻止家庭暴力。暴力和暴力威脅可能隨著離婚訴訟而進一步加劇。為了避免未成年子女成為加害人繼續控制受害人的工具，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在探望權的問題上，當加害人存在下列情形時，未成年子女、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對未成年子女負擔撫養、教育義務的法定監護人，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權的請求： 　　①利用探望權在未成年子女面前詆毀、恐嚇或毆打承擔直接撫養義務的受害人的； 　　②利用探望權繼續控制受害人的； 　　③利用探望權對受害人進行跟蹤、騷擾、威脅的； 　　④利用探望權繼續對受害人和／或未成年子女施暴的； 　　⑤有必要中止探望權的其他情形。

(3)探望權的恢復。《婚姻法解釋一》第二十五條規定：“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通知其恢復探望權的行使。”探望權的中止，僅是暫時性地對探望權人探望子女的權利加以限制，并非完全剝奪，待中止的事由消滅后，還應依法恢復。要恢復探望的權利，其前提條件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完全消失，例如加害人完成了心理矯治，并且有心理機構蓋章、治療師簽名的其已經能夠控制暴力沖動的證明。而且即使中止探望權的事由消失，也不能自行恢復，而應由加害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請求，由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恢復探望權的決定。

(4)探望權的判決。為了避免未成年子女成為加害人繼續控制受害人的工具，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判決或者調解離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在判決書或者調解書中對探望權問題做出處理。人民法院應盡可能促成雙方當事人對探望的方式、時間、地點以及交接方法協商一致。即使不能達成調解協議，也應當充分聽取雙方意見，力爭最大限度地協調雙方意志，增加判決內容中的當事人合意，以減少將來執行的障礙。探望權的行使可能會隨著子女成長和父母雙方的實際情況發生一些變化，比如父母一方工作調動、子女學習環境發生變動等，因此涉及探望權的判決，我們建議不宜過細，以免不具可行性。具體情況發生變化，可在執行中協商變更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