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是整個司法程序中的關鍵一環，事關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及時實現，事關經濟社會發展的誠信基礎，事關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有效提升，事關全面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貫徹落實。司法裁判的主要任務是明確權利義務、實現定分止爭，而執行工作則是依靠國家強制力實現勝訴當事人權益，最終化解矛盾，徹底解決糾紛。因此，執行的過程必然是司法活動中各種矛盾劇烈沖突、對抗性最強的過程。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經濟社會發展日趨活躍，訴訟案件數量大幅增長，一些生效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被人民群眾稱為執行難，執行不了的法律文書被稱為“法律白條”。長期以來，執行難不僅成為困擾人民法院的突出問題，也成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社會各界極為關注的熱點問題。如果大量生效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將嚴重損害勝訴當事人合法權益，損害法律權威和司法公信力，影響黨和國家形象，影響人民群眾對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信心。

一、什么是“執行難”

對于“執行難”的涵義，執行案件當事人和社會公眾與執行機關大多存在著不同的理解。

一般而言，執行案件當事人和社會公眾所稱的“執行難”，是指所有合法權益沒有被法院依法實現的情況，既包括個別法院執行人員不依法行使職權，致使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實現，又包括那些應該中止執行、終結執行甚至是不予執行的案件；而執行機關所稱的“執行難”，是指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和阻力，包括被執行人拒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也包括有關單位拒不協助執行甚至妨礙執行，法院之間互不配合執行等。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對“執行難”作出的解釋是：指有條件執行，但是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執行不下去，比如受到人情案、關系案的影響，受到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的影響，或者強制執行將出現不良的社會后果，執行不下去，這才叫難；如果被執行人本來就沒有財產，那屬于當事人應自行承擔的經營風險，不能歸為執行難，這就像病人在家里就已經死亡，不能認為送到醫院后還存在康復難的問題。

也有學者認為，“執行難”是個歷史范疇中的概念，其本身即是一個執行過程或曰司法過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執行難”，是指人民法院在執行過程中，因受到社會、政治、經濟、輿論等諸多方面的非法干預和影響，而使其組織實施執行措施不能或實施的執行措施失去功效，致使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執行秩序遭到破壞的司法過程，更確切地說，廣義的“執行難”是“司法難”的代名詞；狹義的“執行難”是指執行員在執行個案中，因某種來自于內部或外部的非法對抗執行的行為，而使其不能實施執行行為或實施的執行行為不能進行的執行過程。

由此可知，“執行難”與因被執行人沒有履行能力導致的執行不能有著本質區別，是指執行機關在受理執行案件以后，被執行人有履行能力，依法應當執行而因主客觀因素導致沒有執行的情形或過程。

人民法院在執行民事案件的過程中通常將其分為兩大類：一類就是被執行人有可供執行財產的案件，而另外一類就是被執行人確無財產可供執行的，或者經過執行法院窮盡手段仍然無法查找到可供執行的財產的執行案件。對于第一類案件來說，法院的依法強制執行職能作用就是:解決被執行人規避或者抗拒執行、有關有義務協助執行單位或者人員不依法協助執行、有關人員或者部門干預正常的執行、以及法院自身消極執行、拖延執行等執行不力或者違法執行等情況，這一類案件從類別上來看，就是屬于“執行難”案件。第二類案件，雖然從形式上也表現為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申請執行人權益沒有得以最終實現，但是從本質上來看，此類案件實則屬于申請執行人應當自行承擔的商業風險、交易風險以及法律風險（訴訟風險、執行風險），屬于“執行不能”案件。

執行難主要指在判決、裁定、調解書（通常是民事）等法律文書發生法律效力后，該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履行人未自動履行，該法律文書確定的權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以實現其合法權益，法院在案件執行過程中，雖然被執行人具有一定財產以及相應的履行能力，但是由于多種原因的影響導致了最終沒有及時合理執行全部到位的情形。例如,一些被執行人想方設法隱匿財產，導致了法院在進行財產查控處理過程中遇到了比較大的困難，或者出現被執行人人難找、物（錢）難尋，甚至被執行人下落不明的情況，或者相關協助部門不積極協助配合等，導致了在案件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難以順利開展、執行困難的情況。

執行不能主要指在判決、裁定、調解書（通常是民事）等法律文書發生法律效力后，該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履行人未自動履行，該法律文書確定的權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以實現其合法權益，法院在案件執行過程中，已經最大程度上的利用目前已有的資源、法定的手段依法進行合理的查控，并對被執行人采取了限制高消費、列入失信人員名單等多種措施，有效的限制了被執行人活動的空間，但是案件申請人的合法權益仍然不能實現的情形。比如，被執行人本身生產、生活、經營困難，確無基本生存以及生活之外的財產可供執行，被執行人人、財、物均不能有效尋找，被執行企業被依法注銷、破產等，導致案件不能繼續執行的情況。

通過以上的相關論述就能夠清楚的看到，“執行不能”披著“執行難”的外衣，但究其本質并不是“執行難”。兩者的表象來看都是難以執行，但是在“是否具有履行能力，能不能執行”這個內涵方面卻存在著質的區別。“執行難”指被執行人具有履行能力或者存在著部分的履行能力，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產生了執行困難或者阻礙，案件并沒有執行到位。而“執行不能”是案件在執行的過程中，法院雖然已經使用了所有的法律許可的措施手段，但是被執行人客觀上確實沒有可以用來執行的財產，被執行人確無履行能力或者至少暫時無執履行能力，因而不能執行。兩者理當嚴格區分，前者內核在“難”，后者內核在“不能”，不能混同，既不能將“執行難”案件納入到“執行不能”案件當中，更不能將“執行不能”案件歸屬到“執行難”案件的范疇當中，張冠李戴，混淆視聽，逃避責任。

二、導致“執行難”的成因

（一）公民法制觀念淡薄

市場主體風險意識不強當前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市場主體交易頻繁，但受多年“人治”及“官本位”思想的影響，民眾的崇法尚法思想仍未形成，沒有在全社會普遍形成靠守法和誠信經營的價值觀念。大量的債務人道德觀念、法制觀念淡薄，誠信觀念缺失，逃債、賴債思想嚴重，一方面名下無任何財產可供執行，另一方面卻住著他人名下的好房，開著他人名下的豪車，認為賴債不會坐牢，有的債務人甚至視法律和法院判決書為兒戲，公然對抗執行。這樣的觀念，是“執行難”得以滋長的社會土壤。同時，由于全社會的法制觀念不強，公民個人和有關單位都不愿配合支持當事人及司法機關調查取證，造成申請執行人舉證困難，法院調查困難。加之部分申請執行人的法律意識淡薄、舉證意識不強，不能理解一個案件能否執行到位，與自己能否及時舉證及提供財產線索、被執行人的實際履行能力有多大等因素有極大關系，反而認為執行工作是法院的事，案件只要到了法院就是找法院要錢，執行的事與申請執行人無關。這些都阻礙了執行工作的順利開展。另外，市場交易活動中，不少市場主體對交易活動的風險防范意識不足，總認為產生了糾紛可由法院解決，法院應負責把錢收到，該情況在基層法院尤為突出。實際上，相當一部分案件無法執行，其實是市場風險的延伸，在發生交易時就有風險，是選擇交易對象不慎所致，亦或后來經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債務人喪失償債能力，而不是進入法院后才產生的風險。對于這種“客觀不能”的案件，好比一個病人送進醫院時已經身患絕癥，哪怕采用最先進的醫術也無法醫治，此時醫院就只能盡力救治，卻無法保證起死回生。法院對當事人權利予以救濟的手段同樣是有限的，當依法采取了可采取的執行手段后仍于事無補時，當事人把交易風險導致的執行不能歸咎于執行不力，到處投訴、上訪責怪法官顯然有失公允，法院自己若把此類問題歸結為是因執行不力而形成的“執行難”，從而一味要求加大執行力度，顯然也是緣木求魚，是不科學不客觀的。這類問題只有當事人事前慎重選擇交易對象，穩健把握交易運營，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市場風險。

（二）社會征信體系尚未建成

對失信行為懲戒不足我國市場經濟的信用制度還不夠健全，對經濟交往中的種種欺詐行為制裁不力，對欠債不還及惡意違約行為處罰不夠嚴厲，很多“老賴”能夠將這邊的公司欠債關門走人，那邊卻新設門面堂皇經營。對欠債的“老賴”沒有形成全社會協同制裁的機制。近年最高法院推行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對懲戒失信行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還只是針對貸款、乘機效果明顯，其余懲戒范圍還較窄。本人辦到的案件就有這樣的情形，某公司早就被法院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但該公司仍能連續承攬各種工程項目，而且項目施工結束都有欠債未償行為，可見失信名單制約功能仍然有限。

（三）執行立法工作滯后

執行體制機制不健全我國沒有“強制執行法”，民事訴訟法等一些程序法涉及的執行條款亦較少，執行工作中適用起來比較困難。現行的執行條文比較籠統，缺乏操作性，執行人員操作起來有手足無措之感，影響了執行工作的開展。如被執行人的財產登記在配偶、子女名下時，沒有規定如何采取措施；對協助執行方面沒有具體細化的規定，很多協助單位既不拒絕協助，又不及時協助，執行人員非常無奈。法律的空白多、漏洞多，實際執行工作中出現的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無法從現行法律規定中找到處理依據，很多方面都需要上級法院協調，協調不到位，則非常難操作。例如到林業部門辦理林權過戶及到工商部門辦理工商登記變更，相關部門也愿意協助，但按其系統規定，必須具備相關常規手續，無相關常規手續就無法在網絡管理系統上操作，但正因無相關常規手續才需要法院強制執行。產生這樣的尷尬，主要在立法上不夠具體，國家的綜合治理，協調管理上也缺乏統一，各部門的管理均只從自己的角度考慮而沒有形成依法管理的習慣。

（四）法院自身的原因

1、執行力量不足。近年，各法院的收案數量因社會的發展呈逐年攀升之勢，有的法院幾年內便成倍增長，但受編制所限，法院人員一直沒有隨案件的增加而適當增加。加之規范管理的需要，辦結一個案件的附屬工作也在不斷增加，造成執行人員工作量較大。這一點在基層法院尤其明顯，特別在管轄案件標的額新調整后，大量案件下沉到基層。且以前收到執行款后，裝訂好紙質卷宗工作即算完成，現在不但要有紙質卷宗，還要完成內網報結錄入、全國執行網信息錄入、流程節點管理系統錄入、電子卷宗制作、法律文書上網等工作，執行法官的工作量遠不止增加兩倍，多方原因形成的絕對工作量增加，致使執行力量明顯不足。

2、審理不能兼顧執行審判與執行如果嚴重脫節，將會造成很大的執行困難。司法實踐中存在部分審判法官因司法實踐經驗不足，亦或為了結案而不顧及執行，作出的生效法律文書條款缺乏可操作性，一旦被執行人不配合，采取強制措施時無從下手，在基層法院管轄的排除妨害、恢復原狀、分家析產等傳統民事糾紛案件中特別明顯。還有在立案、審判階段不注重采取保全措施，使有意規避執行的被執行人有足夠準備時間，最終坐失執行良機。 

3、執行信息化手段不足，規定不配套。現代社會，人員流動性大，個人財產狀況復雜，被執行人規避執行能力增強，執行工作對信息化手段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根據現有的執行信息化手段，本人所在基層法院可用的辦法是可以利用執行案件流程節點管理系統查詢被執行人財產信息，但僅限于查詢部分機構的部分財產，地方協助單位機構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聯網查詢，導致查詢手段和范圍受到限制，網絡查控機制的建設表現滯后，不能有效提升執行效率；將被執行人納入失信名單后可限制其乘機、乘火車軟臥、貸款及辦信用卡等。這幾種功能對執行案件有很大幫助，但現實中這幾種方法使用起來受諸多限制。如查詢被執行人財產信息，延續反饋時間長，而且有的協助單位可查不可控，待反饋后再采取措施時可能已錯失良機；異地查到的存款如何最快凍結無配套規定；與公安機關協助臨控被執行人僅在目標使用身份證進入酒店或網吧等時能發現，而且僅限于省內范圍，無法實時定位，異地發現目標如何最快控制無配套規定；查詢土地、房產、車輛、股權、林權、工商、婚姻、身份信息，限制出境等無法自己統一操作，還得到逐個部門辦理，花費時間較多，時效性不強；對車輛等動產查詢到信息后無法控制到案等。

4、執行工作的威懾懲戒功能不足。現行的執行機制，以法官為主要執行力量，部分法院可能配幾個司法警察，由于執行機構法官配置的遠遠不夠，很多法院全部是書記員開展執行工作。并且，在基層法院管轄的廣大農村，不配備任何警用裝備的執行法官隊伍顯然缺乏強制力方面的威懾。以致很多不是嚴重的執行沖突，均是以做思想工作和法官忍讓來收場，長此以往，勢必造成執行工作失去嚴肅性和威懾力。對涉嫌構成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裁定罪的，受多重因素影響，很少有追究刑責的，這更加縱容了對抗執行行為的滋生。這些皆源于執行工作的威懾懲戒功能不足。

5、執行工作的威懾懲戒功能不足。現行的執行機制，以法官為主要執行力量，部分法院可能配幾個司法警察，由于執行機構法官配置的遠遠不夠，很多法院全部是書記員開展執行工作。并且，在基層法院管轄的廣大農村，不配備任何警用裝備的執行法官隊伍顯然缺乏強制力方面的威懾。以致很多不是嚴重的執行沖突，均是以做思想工作和法官忍讓來收場，長此以往，勢必造成執行工作失去嚴肅性和威懾力。對涉嫌構成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裁定罪的，受多重因素影響，很少有追究刑責的，這更加縱容了對抗執行行為的滋生。這些皆源于執行工作的威懾懲戒功能不足。

三、解決執行難的新方法新舉措

（一）懸賞公告制度

2017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執行中財產調查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一條規定：被執行人不履行生效文書確定的義務，申請執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書面申請發布懸賞公告查找可供執行的財產，并詳細規定了相關程序和操作辦法。對于執行難的現狀而言，該懸賞公告制度的推出無疑給諸多老賴一個警醒。

（二）推動財產保全制度

努力實現執行舉措高效化,建立審執協助配合機制，立案環節及時采取凍結銀行賬戶存款等保全措施,促使被告提前履行義務。真正實現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目的，避免背離當事人訴訟目的的初衷，確保進行民事訴訟的實際效果，防范不良當事人惡意轉移、隱匿、毀滅財產等訴訟欺詐行為的出現，保證法院裁判在訴訟實踐中得到真正的實現。

（三）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

執行人員要逐步走出“憑強制手段辦案”的圈子，對案件多分析，多研究，在嚴格依法辦案的基礎上，轉變工作方法和工作態度，主動登當事人的門，了解他們的經濟狀況、履行能力，對傳喚到庭的當事人耐心細致地做思想工作，使當事人感受到執行人員對他們的理解，并主動履行法律義務。

（四）完善聯合懲戒制度

完善法院與公安、交通、住房、銀行等部門的協同聯動，引導市場主體將誠信調查作為交易前提。各部門應施行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管理，實時更新失信信息，并向市場主體公開。同時，鼓勵、引導企業做交易前誠信審查。以“嵌入+不懲戒備案”為解決辦法，即黑名單都要嵌入各政府部門辦事程序中，所有請辦事項都必須經過黑名單查詢，讓被執行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寸步難行。

（五）推進大數據在執行中的應用

我國信息化建設日新月異，大數據已經發展成為新一代的互聯網思維，應大力探索和推進大數據等先進技術在執行領域的廣泛應用，利用大數據對被執行人軌跡分析，查找被執行人下落，例如新浪推行的“執行天眼”系統。進一步完善網絡執行查控系統，不斷增強查人找物能力，提升執行效率。對于有錢的“老賴”逍遙法外，借助技術手段，通過大數據分析，取得財產流轉線索，追根溯源挖掘隱匿財產。與微信、支付寶、銀聯等商業機構合作，取得消費記錄和支付賬號。

（六）刑法手段破解“執行難”

加大對妨害執行行為犯罪的打擊力度。從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維護司法權威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高度，認識解決“執行難”的重要意義。要善于運用刑罰手段，對妨害執行的犯罪行為進行有效的打擊。司法實踐中應特別注意以下三個問題：一是必須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對構成妨害執行犯罪的必須堅決打擊，絕不姑息手軟，絕不能以拘留、罰款等司法行政措施代替追究刑事責任，更不能以執行款已最終執行到位而“息事寧人”，搞所謂的“案結事了”。刑罰雖然不是解決“執行難” 的唯一手段，但卻是一個重要手段。加大對妨害執行犯罪的刑事打擊力度盡管并非治本之策，但相信只要大家思想認識統一，加強配合形成合力，充分運用刑罰武器，相信對治理“執行難”會起到相當的作用。

來源：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 秀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