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未成年人罪犯 緩刑 戶籍 犯罪情節 悔罪表現
【導言】
在對未成年人罪犯的處理時，特別是緩刑的適用上，法律的原則、制度設置都有別于成年人犯罪，但在這些原則、制度實際運用過程中，卻出現了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間顯著的區別。在北京的未成年罪犯中緩刑適用最為因難的是這樣一群人，我稱他們為“北漂二代”：他們成長在北京，與家鄉疏遠著，但也很難融入北京這座城市，被“故鄉”、“他鄉”同時邊緣化，他們是全國流動人口隨遷子女的縮影，也是本文討論的對象。“緩刑之困”的成因肯定涉及到社會、經濟等各種因素，本文討論的角度僅是從法院司法的視角，據以研究的案例也僅是北京市D區基層法院未審庭近三年審理的案件，雖然數據量不大，但我們認為據以研究的樣本區縣外來人口比例較高，而且無集中吸納外來人口的優勢業態（如果存在優勢業態，吸納的人口在年齡學歷等特征集中，會導致樣本喪失典型性。），樣本特征與北京市整體情況相似，具有典型性，因此，我們相信以此為模型得出的結論應是具有代表性的，不會失于片面。
一、現象：“北漂二代”緩刑比例低
（一）引出問題的案例
2014年北京市D區人民法院審結案件：
[案例一]被告人鄧某等六人均是在北京長大的“外地孩子”，他們中最大的剛滿十六歲，最小的才十四歲，他們在網吧結識，在感覺自己“手頭緊”時商議決定實施搶劫，2014年3月，他們搶劫了一對夫妻四千元錢，后被抓獲。鄧某等六人因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其中僅有一人適用緩刑。
[案例二]被告人趙某十七歲，在D區某高中就讀，是北京本地人。2014年5月，他酒后在朋友的慫恿下，協助該朋友搶劫了一名出租司機，后被抓獲。被告人趙某因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并適用了緩刑。
同樣是搶劫罪，同樣是未成年人，京籍罪犯與非京籍罪犯在緩刑問題上就存在著明顯的區別？是否存在戶籍歧視的原因呢？
主審法官解釋產生差別的原因如下：
法律規定中緩刑的條件：1、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這是刑罰條件；2、具備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危險，這是犯罪人自身條件；3、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這是社會條件。D區法院在審理這兩起案件時均委托了相關機構對被告人進行了社會調查。對趙某的調查顯示，趙某系在校生，曾因為表現優秀多次獲獎，其父母有穩定工作、固定住所，社區對趙某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考慮到趙某犯罪時未成年，在犯罪過程中系從犯，情節較輕，故對其判處有期徒刑并適用了緩刑。但鄧某等人情況則不同，調查發現，鄧某等人的父母都是打工者或游商，雖在京多年的但還沒有固定住所或穩定工作，鄧某等人全部是小學沒有讀完就輟學了，他們雖然找過工作，但都沒干幾天就辭職了，案發時間段系負閑在京，他們的父母受教育水平較低（多為小學文化，無一有高中以上學歷），雖然能夠保障孩子溫飽，但不能提供更多物質上的滿足，他們很少與孩子交流，更談不上有效的教育了，鄧某等被告人在案發時間段實際上是處于“失學、失業加失管”的狀態中。北京的社區矯正機構因鄧某等人及監護人在京沒有穩定工作及相對固定的住所，認為鄧某等人不具備在北京社區矯正的條件；鄧某等人戶籍地社區矯正機構認為他們及監護人長期不在轄區內居住，不可能有條件進行社矯幫教。鄧某等人實施搶劫一起，因系未成年人可以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具備適用緩刑的“刑罰條件”，但適用緩刑的“自身條件”與“社會條件”欠缺:他們中大多數人有持磚塊毆打被害人的行為，相當一部分人在審理過程中表現出是非觀念缺乏,監護人監護管教能力弱，也不能給被告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條件，被告人還是存在再犯罪的危險性的；其次，北京及戶籍地的社區矯正機構均表示不能接收他們，如果判處緩刑可能會在考驗期內出現脫管的情況。綜上，法院對這六名被告人中的五人未適用緩刑。適用緩刑的那名被告人未毆打被害人，因為擔心法律制裁未參與分贓，犯罪情節較輕，且他的父母已經帶其回到戶籍生活并為其找到了學校就讀，戶籍地具備了幫教條件，故對其判處了緩刑。
在適用緩刑時，法官不會把戶籍作為一個值來考慮，既然戶籍本身不是影響緩刑的因素，那是什么導致了京籍罪犯與非京籍罪犯在緩刑適用上的差別呢？這是個案的差別，還是現象級的區別呢？
（二）“北漂二代”的“畫像”
我們再來看看鄧某這幾個被告人：他們無學歷，也無一技之長，負閑在家，雖在京生活，可融入不了北京這個城市，家鄉對他們來說更是陌生，這樣的形象大家會不會覺得似曾相識的感覺：2014年5月網上流傳的一段奶西村“一少年被三男子輪流毆打，遭磚塊砸頭，尿水灑身”的視頻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公安機關調查后發現三名施暴的男子都是“北漂”一族的孩子，都已經輟學在家，沒有正當職業，成日混跡學校周邊，用采訪這件事情的記者的話說：“那些孩子像野草般無序生長”無論是奶西村打人的少年，還是案例一中的鄧某等人，都有一些共性：他們與監護人一起“漂”在北京，有著回不去的故鄉，入不了的他鄉，他們不是少數個別的人，而是一個群體，他們即本文所指“北漂二代”。
“北漂”并非學術用詞，百度百科的解釋為：“北漂，也稱北漂一族，是特指來自非北京地區的，非北京戶口的，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們。因這類人在來京初期都很少有固定住所，搬來搬去的，給人飄忽不定的感覺，其自身也因諸多因素而不能對北京有更多的認同感，故此得名。”本文中 “北漂二代”指的是在北京生活但尚無穩定工作及固定住所的非京籍人員的在京子女，與經常見諸謀體報端的在京的“打工子弟”、“外來人口子女”、“外來務工人員第二代”等詞所指范疇有區別，與在京“農民工隨遷子女”更接近，但“北漂二代”的家長“無穩定工作”、“無固定住所”的“雙無特征”是，“農民工隨遷子女”所不一定具備的，故我們選擇了“北漂二代”來描述這樣一群孩子。
（三）“北漂二代”犯罪后適用緩刑的比例較低
1、“北漂二代”犯罪問題突出
北京市高級法院曾于2008年對北京市100名“外來人口第二代”未成年罪犯的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得出結論為“外來人口第二代犯罪人數增加，所占比率攀升”。
2008年至2014年間北京市人口又有大幅增加，主因就是外來人口快速增長，相應的，外來人口占比增加。200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為1695萬人，常住外來人口為465.1萬人，常住人口與常住外來人口比值為27.44；2014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為2151.6萬人，較2008年增加了456.6萬人，增長比例為26.94%，常住外來人口為818.7萬人，較2008年增加353.6萬人，增長比例為76.03%，常住人口與外來人口比值也增加到了38.05。北京市外來人口增加的趨勢中舉家遷移現象突出，“與早時期外來人口多為單身闖天下不同，近幾年在京的外來人口多呈現舉家一同遷移來京，或者先期少量人口來京站穩腳跟后，然后召集親友或者同鄉共同來京發展。” “舉家遷京”現象這客觀上也導致了“北漂二代”數量的增多。有學者研究認為：人口流動與犯罪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05%，這意味著我國流動人口是導致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也有學者研究認為流動人口規模增加不必然導致社會整體犯罪率上升，但收入差距會在流動人口犯罪決策中起重要作用。可以肯定的是流動人口犯罪問題突出是不能忽視的現象，“據廈門市統計，……2009年全市流動人口涉嫌犯罪被抓獲的有6297人，占5.77‰；常住人口涉嫌犯罪被抓獲的2166人，占1.22‰，流動人口犯罪率約為常住人口的5倍。北京市昌平區法院審理的故意傷害案中，69.23‰的犯罪主體系流動人口，其他大城市也有相似的情形。”
北京市D區法院情況類似，而且在流動未成年人口犯罪中，“北漂二代”的比例相當高，僅2014年該區審理的未成年案件為例：京籍被告人僅15人，非京籍被告人39人，其中屬于“北漂二代”的被告人22人，占犯罪人數的40.74%。
2、“北漂二代”罪犯緩刑適用比例低
未成年被告人中京籍與非京籍的緩刑適用不平衡情況普遍存在，北京市M區法院某時間段共審判284名未成年被告人，其中京籍61人，非京籍223人；共宣告98名未成年被告人緩刑，其中43人為京籍，45人為非京籍，緩刑適用比為京籍70.5%，非京籍20.2%。
而對D區法院2012年至2014年審理案件的數據統計細化后發現，“北漂二代”未成年被告人緩刑適用比例是最低的一群人，不僅遠低于戶籍人口，而且較其他非京籍人員也低。2012年至2014年，D區共審判了206名未成年被告人（京籍人口78人；非京籍128人，包括北漂二代63人），判處緩刑的為92人（其中京籍45人；非京籍47人，包括北漂二代15人）。總緩刑適用率為44.66%，其中京籍未成年被告人緩刑適用比為57.69%（即京籍緩刑人數與被告人人數的比例），非京籍為36.72%，其中“北漂二代”緩刑適用率為23.81%，其他非京籍少年緩刑適用率為49.23%。
二、“北漂二代”緩刑比例低的原因探析
是什么導致“北漂二代”緩刑比例如此之低，我們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但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宏觀因素，本文因作者水平限制無能力深入有效論述，我們這里僅就形成“北漂二代”緩刑之因的直接原因進行論述：
（一）“北漂二代”未成年被告人不具有緩刑刑罰條件比例高
我們分析D區法院2012年至2014年審理的未成年犯罪案數據，發現“北漂二代”中不具備緩刑刑罰條件的比例較高。為了方便說明，我們將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及以上刑罰的人稱為重刑者，重刑人數比例稱為重刑率，D區的情況是：2012年至2014年，D區法院未成年被告人中重刑者共30人，占全部未成年被告人的14.56%，其中屬“北漂二代”的為13人，占重刑者的43.33%，屬北京戶籍人口的12人，占重刑者的40%，屬其他非京籍人員的5人，占重刑者16.67%。重刑“北漂二代”占全部“北漂二代”未成年被告人的比例為20.63%，而京籍重刑者占京籍未成年被告人的比例為15.38%，其他非京籍重刑者占全部其他非京籍未成年被告人的比例為7.69%。
人們習慣性的把犯罪行為，特別是嚴重犯罪行為與外來人口直接相關聯上，但上述數據卻與這種習慣性的認識有很大不同，重罪率最低的未成年犯罪群體是除“北漂二代”外的其他非京籍人口。其中原因，我們認為是因這類被告人輕刑判罪率高，這是2014年案件進行逐案具體分析，結合從D區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處了解了相關情況后得出的結論。未成年人犯罪后，無論是制度設置，還是司法機關在執刑過程中，都為出罪留了許多出口，即作非刑罰化的處理，即本文所說的“輕刑化解”。特別是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執行，使得進入法院審理程序的未成年人案件減少，能由法院來審理的未成年人犯罪要么是“輕刑化解”不掉的，要么就是重刑的。非京籍被告人輕刑化解情況遠不如京籍被告人，據公訴機關反映：京籍的未成年輕刑化解最多，其次是父母中致少有一方在京的外地戶籍者（這其中包括“北漂二代”，但因公訴機關沒有專門針對“北漂二代”統計數據，故無法確定“北漂二代”的具體情況），父母均不在京的外地戶籍者輕刑化解情況最差。這也與我們統計中其他非京籍被告人重刑率低相印證。
回到“北漂二代”重刑率問題上，影響重刑率的因素，一個是實施重刑行為者的數量，另一個就是輕刑化解的數量，數據顯示，“北漂二代”的重刑率最高。這意味著有一種可能性：“北漂二代”犯罪者中重刑行為者比例可能高于“京籍”及其他非京籍未成年罪犯。因為掌握數據有限，無法確定在公安、檢察機關化解掉的案件具體情況，加之數據模型較小，偶然性因素影響大，我們得不出“北漂二代”更易犯重罪的結論。從數據上僅可確定：2012年至2014年D區“北漂二代”未成年被告人因刑罰的原因不具有緩刑適用條件者比例高于京籍及其他非京籍未成年人。
（二）退賠、民事賠償等實踐中影響緩刑適用的判前因素落實情況不理想
在適用緩刑問題法官及合議庭一般是這樣進行工作的：一、確定犯罪事實、情節；二、結合審判實踐預判以此事實、情節有否可能適用緩刑；三、是否為法定除斥緩刑的對象，即累犯或者犯罪集團首要分子；四、是否具備認罪悔罪表現；五、計算刑期，制定刑罰方案；六、考慮是否適用緩刑對被告人更為有利；七、被告人是否具備緩刑的社會條件（社區接收情況）；八、定罪量刑并確定刑罰方式。
認罪悔罪表現的確定在緩刑適用時是個獨立的步驟，與判處被告人實刑時所起作用不同，在判處被告人實刑的案件審理時，認罪悔罪表現，與自首、立功等情節，一并作為量刑情節來考慮，但在是否適用緩刑時，它是需要被拿出來單獨評價，形成了可對緩刑進行一票否決重要環節，能獨立影響緩刑的適用。司法實踐中，確定認罪悔罪表現，一般秉承著“悔過”及“彌補”的標準，即除了被告人的當庭正式的認罪表達外，還需要其對罪行有切實的彌補行為并形成了完滿的彌補結果，盜竊案的退賠、傷害案的賠償都是彌補的行為，而被害人的諒解則是法官認定彌補結果的重要依據。
“北漂二代”未成年被告人很多家庭經濟收入較低，且不穩定，案發后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賠償被害人。他們的父母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生活閱歷有限，社交圈較窄，遇到復雜情況不能妥善處理。如孩子犯罪已經侵害他人時，他們與被害人溝通很多都不順暢，有的甚至“火上澆油”激化矛盾，喪失了通過良好溝通協商解決問題的時機。
（三）社區矯正接收困難
社區矯正接收困難幾乎成了所有“北漂二代”緩刑適用上的一大阻礙，甚至是所在非京籍被告人適用緩刑的巨大障礙。僅僅2013年10月至2015年5月，北京市就有順義法院、密云法院、朝陽法院、石景山法院、房山法院、平谷法院、大興法院、一中院、二中院、通州法院在北京市高院內網編發信息呈報有關因社區矯正接收困難給刑事審判工作帶來困擾的情況，而在2015年北京市某次刑事審判工作討論會時，所有討論組收集上來審判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均有“社區矯正接收困難”，社區矯正接收困難已經成了困擾北京市法院的系統性難題。
刑法第七十二條緩刑適用的條件規定“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這要求法官在適用緩刑時必須考慮“社區”的因素，但問題是，法律規定是“對居住社區有無重大不良影響”而不是“社區矯正”，為何在司法實踐中演變成“考慮社區矯正”呢？一是因為，對“社區影響”的評估有賴于相關機構進行，目前有效運行機構均是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機構或者依托在它基礎上建立的評估機構，在這些機構看來，出具被告人對社區影響的評估意見與評估被告人在本社區接受矯正就是同一個問題。二是，如果法院尋找獨立機構進行評估或者社區矯正機構評估認為該被告人不適于在本轄區社區矯正，法院依然判決緩刑后，居住地拒絕接收該人社區矯正的話，造成脫管引發問題，法官可能會面臨瀆職的指控，他們也不會作出這樣的選擇。
誠然，“社區矯正本身并不是刑罰，僅僅是刑罰的執行方式，它是依托于緩刑、管制、暫予監外執行、假釋而存在，而是否判處管制、是否宣告緩刑、送監前的是否暫予監外執行包含于法院的審判權內，由人民法院行使，由此不難理解是否需要進行社區矯正理應由人民法院決定，而社會調查結果僅僅只能是法院決定時參考的因素之一，社會調查結果不等于法院判決結果，司法行政機關不能以社會調查結果不適宜進行社區矯正而拒絕接收法院的社區矯正判決。” “但實踐中，本市包括外地的有些區縣司法局往往以未對社區矯正人員進行社會調查為由拒絕接收。”切實影響著緩刑適用。
（四）判前多采用羈押措施，影響緩刑，特別是輕罪緩刑適用
我國境內刑事犯嫌羈押率高經常為境內外人權組織所詬病，目前這個情況也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有研究者總結：我國捕后羈押現狀：1羈押率較高的問題沒有得到完全解決；2、羈押期限隨訴訟期限延長而延長；3、羈押后救濟措施有待補強；4、捕后輕刑、緩刑比例較高。未成年審判領域，羈押率高這個現象也很明顯，而且外地戶籍羈押率高于北京戶籍。以北京市D區為例，2012年至2014年該區共判決未成年被告人206人，其中148人宣判前是被羈押的，被取保候審的僅58人，沒有被監視居住的。未成年被告人的羈押率為71.84%，在被羈押的人員中北京戶籍49人，外地戶籍99人，取保人員中北京戶籍與外地戶籍各29人，北京戶籍人員的羈押率為62.82%，外地戶籍人員為77.34%。
非京籍被羈押率遠高于京籍的。這種“高”中合理因素有多少呢？假設一個未成年被告人持刀搶劫致人重傷，法定量刑基準在十年以上，對他羈押就是必須。我們把重刑率因素考慮進來分析，北京戶籍重刑人數為12人，占總京籍被羈押人員的24.49%，非京籍重刑人數為18人，占總非京籍被羈押人員的18.18%，即非京籍重刑率遠低于籍京籍的。非京籍未成年被告人重刑率低，羈押率高的落差，從一個側面佐證了戶籍的因素對羈押措施的影響。
被告人被羈押，在案件訴到法院時，他可能已經被羈押了不短的時間，法官適用緩刑時需要“判斷是否對被告人有利”其實就與此有關。假設某“北漂二代”被告人已經被羈押了五個半月，而給其判處的刑罰以六個月有期徒刑最為恰當，他縱有適用緩刑條件，法官多不會對他用緩刑。第一，聯系社區矯正、核實居住地、加上緩刑判決的報批、辦理手續等工作需要的時間可能超過半個月，客觀上會延長被告人被羈押時間。第二，如果被告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實刑的話，他僅需要再服半個月的刑罰就可執行完畢，適用緩刑，則他還需要參與致少一年的社區矯正，對“北漂二代”來說負擔很大。第三，如果判處實刑，其短期內服刑完畢也消除了在考驗期內因違反社區矯正規定而被撤銷緩刑的風險。綜上，法官判處因輕罪已經被羈押“北漂二代”被告人時，往往會得出判緩刑會對被告人不利的結論，從而在“近羈押期的實刑”與“緩刑”中選擇前者。
三、破解“北漂二代”緩刑困局的建議
“北漂二代”緩刑之因其實是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中的一個，如果從根本上解決就需要解決資源分配不均衡、收入分配不公、地區差異、城鄉差異過大、人群間貧富分化嚴重的問題，這是需要從國家大政方針入手宏觀、微觀多頭并進的全局性舉措，本文僅就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方法進行探討。
（一）完善社區矯正制度，使社區矯正真正成為“北漂二代”們的“司法的陽光”而不是適用緩刑時的現實阻礙
1、完善立法，改變各地“各自為政”的現狀。
社區矯正的問題很多是因缺乏全國性法范，地方規定彼此存在沖突造成的。比如如何限定“居住地”的問題，《實施辦法》就沒有規定，各地在該問題上的規定五花入門，具體到跨省區的案件時居住地核實時就各行政令，拿出自己的規定來抵擋對方，最終導致社區矯正人員無人接收、緩刑判決困難；再如爭端解決機制，甚至受社區矯正人員的定位都缺乏規定，這些只能通過完善立法來解決。
2、健全社區矯正移送及異地托管機制。
（1）社區矯正移送問題。現行規定無有效的移送制度。社區矯正移送的條款見《社區矯正實施辦法》有關被矯正人居住地變動規定中：“社區矯正人員因居所變化確需變更居住地的，應當提前一個月提出書面申請，由司法所簽署意見后報經具級司法行政機關審批。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在征求社區矯正人員新居住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意見后作出決定。經批準變更居住地的，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應當自作出決定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將有關法律文書矯正檔案移交新居住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有關法律文書當抄送現居住地及新居住地縣級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社區矯正人員應當自收到決定之日起七日內到新居住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報道。”它對何種情況遷入地應當接收，何種情況能夠拒絕，當遷入地司法行政機關在缺乏合理理由情況下拒絕接收后有無法律責任等問題都沒有規定。
（2）盡快建立針對未成年人及在校生等青少年群體的異地托管制度。托管制度是移送制度的有效補充，比如，在校生跨區就學的現象很普遍，如果犯罪被判處緩刑，在居住地或者學校都會出現持續一段時間的漏管。但北京市對北京有常住地，在外地就學的學生如何矯正，居住地在外省，來京就讀的學生（未遷入戶口的）如何矯正，都沒有相關規定。由于大城市外來人口過多，如果實施全部緩刑人口托管可能會給財政和社會管理帶來壓力，因此，可以先建立僅針對未成年人和在校學生的社區矯正異地托管制度，積累經驗。一是因為可行性高，未成年人、在校生犯罪在整個犯罪人數中占比不大，絕對數量也不太多，實施托管產生的負擔應在可以承受的范圍。二是因為緊迫性大。青春期短暫且重要，是人成長、成熟的關鍵時期，因為如果這個時期犯罪的人采取了不當的懲治措施，很可能將一個僅是因為叛逆期做了失范行為的青少年變成了真正罪犯。
（二）建立未成年人庇護所，探索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的實施途徑
建立未成年人庇護場所不是一個新鮮話題，針對孤殘兒童、育嬰的兒童福利院、求助流浪乞討兒童的求助站，還有SOS兒童村之類的非政府組織，有庇護未成年人功能的機構或者場似乎不少，但我們還沒建立起類似美國那樣由家庭寄養、親屬寄養、隔離性環境寄養為一體的兒童寄養保護性機制，也缺乏“兒童之家”“寄養中心”那種有廣泛性的兒童福利機構。我國應建議這樣的機構，當這類庇護機構成立后，可以適當擴大適用人群范疇，將那些由于親職教育缺失、學校教育缺位而導致行為失范的未成年人也納入進來，甚至可以擴大到實施輕微犯罪的人群中，在庇護所內部設立類似寄宿學校教育部門，對這些孩子進行以幾個月為一個周期的教育和心理疏導。（注意它與現在的工讀學校不同，庇護所的教育機構沒有預設輕微違法或者犯罪未成年人的準入門檻，針對的對象是所有需要被庇護的未成年人）設建立起了這樣的機構后，對那些需要被提起刑事訴訟但人身危險性不高，涉及輕刑犯罪，但實施取保候審又有現實困難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讓他們在這類機構中被集中管理，采取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給這些孩子相對自由的情況下，也便于下一部的訴訟。
（三）強調教育的實效性
失學與未成年犯罪有著密切的關系，該上學時不上學，而是在社會上游蕩或者在外游泳，這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上海市高院公布了1984—2005年對上海市少年犯罪的調研報告，報告顯示少年犯的學歷較低，初中文化以下的占未成年犯總數90％，輟學無業的占了一大半。
公共教育資源對“北漂二代”的開放程度不高，小學階段他們很多僅能在“打工子弟小學”就學，學校的硬件設施落后，師資力量、教育水平都不足，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但“北漂二代”未成年人犯罪并不能簡單的歸結于教育不公，我們抽樣了D區2014年5件典型“北漂二代”未成年犯罪案件，對涉案的13名被告人及其家長進行訪談，我們這些孩子中小學就輟學的有9人，其余有3人在讀到初中時輟學，1人屬職高在讀。12個輟學孩子回答輟學的原因時，沒人選因貧困或者疾病，其中8個人說是因為學不會，沒興趣。另有3人認為學習沒用，還有1人是因為和同學發生了矛盾。上述調查顯示，在上學與否的問題上家長態度多是消極的，他們雖不明確表達“學習沒用”，但在孩子輟學會后都沒有采取積極的行為讓孩子復學，在“學不學”的事情上他們實際是無所謂的。這是“北漂二代”犯罪未成年人家庭監護情況差、親職教育不到位的一個縮影。
之所以說“強調教育的硬度”是因為我們發現在談及“北漂二代”、外來人口未成年人教育及犯罪的問題時強調應給予流入人口市民待遇的多，討論他們應如何進市民義務的少；強調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政府義務的多，討論受教育同樣也是公民個人義務的少。教育的硬度就是指“義務”，讓公民受教育是政府的“義務”，北京這樣的城市“雖是大有大的難處”但在教育這個問題上不能找理由推托，雖然政府已經有很多實際舉措，但明顯還與需求有差異。另一方面，我們也應反思“受教育”是公民的義務，應受教育的未成年人如果拒絕接收教育，我們似乎沒有什么補救機制；而他們的監護人如怠于履行監護職責、縱容受教育人不接受義務教育我們又更是沒有治理手段，這使得我們的“教育”對公民僅表現出了“權利性”那軟的一面，而沒有體現“義務性”那硬的一面。
【結語】
《利雅得準則》第15條規定：對受經濟、社會和文化上迅速不平衡變化的家庭的兒童，尤其是土著、移民和難民家庭的兒童應給予特別關照。“北漂二代”似乎沒有受到這種關照。他們因“漂”在北京缺乏歸屬感、安全感，受教育少、保障程度低，犯罪問題比較突出，犯罪后又陷入“緩刑之困”，難以適用緩刑，進一步被邊緣化，因此，他們更易感到受歧視，更不容易回歸社會。解“北漂二代”緩刑之困，直接關系到他們的成長和未來，不過這個問題解決也非一朝一夕或者幾個簡單舉措可以完成，它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可能也是個長期的過程,但只要有切實的行動，相信終有解困、破局的一天。
來源：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