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案檢索機制作為司法責任制改革背景下確立的新型審判輔助機制，不僅成為法官參考案件，拓展思路的重要工具，而且還將在規范法律適用，統一裁判尺度等方面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但由于這一機制在實踐中還面臨著諸多現實困境，尚未在中基層法院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本文以某工傷認定案的類案檢索過程作為研究樣本，從筆者所處的辦案環境及自身的審判經驗出發，對類案檢索機制在司法實踐中的推廣情況進行深度考察，剖析困境背后的深層原因，并就類案檢索機制的未來實踐應用提出構想與建議，以期這一機制能夠真正走向司法實踐，成為法官審理案件的有力助手。
一、實例檢測：李某工傷認定案的類案檢索過程(一)案情簡介李某生前在Z市W公司從事裝配調試工作。2017年2月28日，李某被W公司外派調試包裝機，入住M市某酒店。2017年3月4日，李某被發現死于酒店客房內，死亡原因不明。2017年5月12日，李某之妻翟某向Z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申請工傷認定。2017年8月18日，Z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作出工傷認定決定，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之規定，認定李某的死亡屬于工傷。用人單位W公司對該工傷認定決定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二)檢測過程及分析結果本案的審理主要涉及到職工因工外出期間，在酒店休息時突然死亡是否應認定為工傷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筆者首先以“工傷”“死亡”“因工外出”“休息”“死因不明”作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法信以及類案智能推送系統進行了初步檢索，并按照行政案由進行了篩選。在此基礎上，通過逐個點擊案件進行查看，進一步剔除了檢索重復或者與涉案法律問題無關的案件，共形成88件類案。從類案檢索的總體分析結果來看，認定構成工傷的意見略占上風，但未能形成明顯的多數意見。高級法院傾向于認定工傷的比例更高，中基層法院的類案中兩種觀點所占比例則基本持平。合議庭經過多次評議后認為，職工因工外出的工作時間與工作地點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和延展性，在認定時不應過于機械，從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角度出發，最終采納了多數的類案裁判意見，認定李某的死亡構成工傷。
二、現實考察：類案檢索機制的尷尬處境(一)客觀制約：檢索技術的滯后第一，檢索工具各存利弊，效果差異明顯。目前對于類案檢索主要使用中國裁判文書網、法信以及最新上線的類案智能推送系統三種檢索工具。與其他兩種檢索工具相比，法信的檢索結果較為精準，包括案例要旨與裁判正文兩部分，爭點歸納清晰，可直接作為類案使用，但存在檢索數量不足，推送案例數量過少的問題。中國裁判文書網及類案智能推送系統雖然在檢索數量上較為可觀，但僅是將已經公開的裁判文書進行匯總，案例深加工的程度很低，檢索時仍需要法官通過逐個點擊排查的方式進行篩選，大大降低了類案檢索的效率。第二，類案層次不清，參照級別缺失。對于已經公開上網的一審裁判文書，大部分檢索工具對于涉及同一案件的二審/再審的裁判結果既沒有進一步的關聯性標注，亦未設置相應的文書鏈接。如果出現二審發改情形，法官很難通過檢索工具追蹤到案件的最終裁判結果，進而有可能將已經被撤銷的錯誤案件納入到類案的范圍之中，降低了檢索結果的準確性。另外，參照級別的缺失也會直接影響到類案檢索的結果。目前常用的三種檢索工具均未對類案是否屬于指導性案例、公報案例或典型案例等參照級別進行設定，導致法官在類案檢索時無法對案例的質量進行初步判斷，從而做到有側重性的參考與使用。第三，檢索方式單一，錯誤幾率顯著增加。在檢索方式上，目前常用的檢索工具還是主要采取“標題檢索”“全文檢索”兩種方式。在檢索推送技術未得到進一步突破的情況下，這樣的搜索方式很容易搜索出大量與案件事實無關的案件，增加了類案篩選的時間和難度。大部分檢索工具還是主要采取在文書中尋找關鍵字詞的方法，檢索方式的智能化依然任重道遠。
(二)主觀規避：工作現狀的選擇首先，由于類案檢索需要借助互聯網才能發揮作用，很多年紀較大的法官更加習慣于傳統的紙質卷宗審案方式，很少主動上網查找案件，再加上這些法官審判經驗較為豐富，在辦案時更傾向于依靠自身的辦案經驗、生活閱歷及知識積累，故而對類案檢索技術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心理排斥。由此可見，法官個人對于審判經驗的依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主動檢索的意愿。其次，面對日益突出的人案矛盾和異常繁重的辦案任務，很多法官在實際辦案過程中，大多處于開庭、合議案件和制作裁判文書的狀態，很難有額外時間進行全面系統的類案檢索。即使是只針對疑難復雜案件、新領域案件或者法律適用存在爭議的案件進行類案檢索，也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必然會造成審判效率的大幅下降。在審判工作量不斷加重，審限要求不斷提升的現實情況下，法官適用類案檢索的可能性被進一步壓低。最后，從目前的辦案情況來看，中基層法院審理的案件雖然數量較多，但其在審理過程中的主要爭點多為事實和證據的認定問題，真正涉及到新類型案件、法律適用的沖突以及法律漏洞的解釋等疑難復雜案件其實并不多見，因此類案檢索的意義和作用都相當有限。而對于真正的疑難復雜案件及新類型案件，有的由于涉及新領域、新問題，可以用來索引參考的案件較少;有的在法律適用問題上本就存在兩種對立觀點，即使經過了類案檢索，依然會形成不相上下的兩種裁判意見，最終還是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來作出判斷，這就使得法官主動使用類案檢索的可能性極低。
三、瓶頸分析：類案檢索推廣現狀的深層反思(一)需求脫節：技術人員與法官之間的溝通不暢類案檢索之所以沒有得到廣大一線辦案人員的青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客觀檢索技術的制約，致使各類檢索平臺的“用戶體驗”都不盡如人意。產生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技術開發人員對檢索平臺的前期調研工作還不夠深入，未能就檢索內容、檢索方式和檢索目的與法官進行進一步的交流。溝通不暢導致技術人員對于審判人員在類案檢索時的具體需求缺乏直觀了解，僅僅依靠自身在其他領域的工作經驗來完成對檢索工具的設計，使得其開發出來的檢索工具看似功能眾多，實際檢索效果卻大打折扣，無法發揮其作為司法審判輔助工具所應有的作用。
(二)基礎薄弱：類案質量低下導致檢索工具“失去信任”導致類案質量普遍低下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目前的檢索工具對于類案的產生和篩選過程還比較滯后，沒有經過系統的進一步篩選，導致這些類案更多的是一些質量不佳、缺乏權威、指導意義有限的案件。與此同時，系統對于類案的區分度幾乎為零，在檢索出來的類案當中，法官只能了解案例的審級，而對于這些案例之中是否存在指導性案例、公報案例或其他典型案例的情況則一無所知。案例之間因不具備區分度和優先性，導致法官不能根據參照級別作出進一步的挑選，只能不加選擇的全部參考，無疑會使得類案檢索結果的指導和參考作用大大降低。另一方面，粗放的檢索方式也使得檢索出來的無關類案數量過多，類案質量大打折扣。如前文所述，目前的類案檢索工具還是采用標題檢索或者全文檢索的方式來搜索類案，導致只要裁判文書中有相應搜索字詞出現，該文書即會被作為類案進行推送，這就造成了大量的無關案例被納入類案檢索的結果。如果不通過人工方式加以甄別，類案檢索的效果將會大大降低。
(三)功能障礙：效力不明使得類案檢索流于形式當前，對類案檢索的功能定位較為模糊，致使這一輔助機制在中基層法院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如果將類案與指導性案例、公報案例及其他典型案例的地位等同，那么就意味著法官在審理案件必須要參照適用，但是從目前類案檢索的現狀來看，類案的準確性和權威性與指導性案例等典型案例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如果強制適用可能會對裁判結果產生不利影響。如果將類案置于“僅供參考”的地位，法官是否適用類案檢索結果的自由度將被再度擴大，可能會導致類案檢索機制流于形式，功能和作用被嚴重削弱。
四、未來之路：類案檢索機制的應用探索(一)精耕細作：加強對類案的建設管理類案數據平臺作為類案檢索機制的基石，其精細化和智能化的程度將直接影響到類案檢索結果的準確性和實效性。只有加強對案例的深加工，提升類案檢索的命中率和層次性，才能有效提高類案的整體質量，幫助法官通過類案檢索工具獲取更加科學的檢索數據。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實現類案的精細化建設，逐步實現類案的“標簽化”。首先，邀請刑事、民事、行政條線的一線辦案人員參與對基礎標簽的設計論證工作。所謂基礎標簽，是指在總結各個條線案件類型的基礎上，將不同類型案件的特點通過標簽的形式進行列舉匯總，以反映該類型案件所涉及法律問題的基本特征，使類案的特征更加清晰，更加符合法律工作者的檢索要求。其次，在類案數據標簽工作基本完善的基礎上，將類案檢索機制與文書上網機制有機結合起來。基于司法公開的要求，文書上網已經成為一線辦案人員的重要工作之一，有鑒于此，筆者建議可在裁判文書上網系統中加入“標簽”模塊，將可能與案件基本情況有關的標簽進行列舉，法官在進行文書上網時可從中選擇，通過“貼標簽”的方式提煉關鍵詞。這樣的設計既能夠提升關鍵詞的準確性，又省去了單獨對案件類型進行歸類的時間，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最后，在對個案進行標簽化處理之后，還應當對每一個案件進行深度加工，標明案例的層級、來源、效力等因素，如果該案例屬于指導性案例、公報案例、其他刊物登載的典型案例，也必須一并標明。
(二)科學切入：明確類案檢索的功能定位類案檢索的功能定位主要包括類案檢索的啟動條件以及檢索結果的適用效力兩個方面。關于類案檢索的啟動條件，由于現階段要求法官對所有案件都進行類案檢索并不現實。因此，對于中基層法院來說，類案檢索應當作為選擇性適用的輔助性法官辦案機制而存在， 主要適用于以下幾種情形：(一)涉及法律問題在立法層面存在空白，且指導性案例、公報案例也未就這一問題作出過明確指導的;(二)涉及新領域、新類型社會問題的案件，之前本院未作出過相應裁判的;(三)合議庭擬作出的裁判意見與同類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不一致的;(四)其他重大復雜，社會關注度較高的。除上述幾類需要強制使用類案檢索機制的案件，法官如果在審理過程中認為有必要進行類案檢索的，也可以自行進行，以確保作出的裁判意見與同類案件裁判尺度相一致。檢索結果的適用，主要涉及到類案的效力如何認定的問題。筆者認為，由于司法判例在我國并非正式的法律淵源，加之現階段司法裁判尺度的統一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要求法官必須適用在先類案的裁判意見并不符合我國的立法國情與司法現狀，而應當參照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將類案視為一種參考性、解釋性的先例，進行“有選擇的參照適用”則更為妥當。
(三)未雨綢繆：建立類案檢索的監督機制關于類案檢索的監督機制，筆者認為，可以探索將檢索留痕、背離報告與反向制約三個方面進行有機結合，構建類案檢索的監督體系。首先，在框定類案檢索啟動條件的前提下，對于應當進行類案檢索的案件，要求法官必須將檢索過程、檢索結果、討論情況以及最終適用情況以書面形式保留在卷宗當中，做到全程留痕，便于審判管理部門在后續工作中進行案件評查。其次，可以參照借鑒德國的背離判例報告制度，這一制度要求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如果認為類案確定的裁判規則不符合個案的現實情況，繼續適用可能導致實質不公的問題出現，法官可以不對有約束性的類案進行援引適用，但必須在判決書中闡述理由，并向上級法院提交書面報告。就我國的審判實踐而言，如果法官認為本案的處理不應適用類案檢索的結果時，應當在類案檢索報告或審理報告中對這一問題進行說明，并提交合議庭評議，在有必要的情況下，還可在裁判文書的說理部分對于這一問題進行闡釋。最后，可以鼓勵當事人、律師參與類案檢索活動，并向法官提交相應的檢索結果。如果當事人提出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對其提交的類案視而不見，進而影響到案件的裁判結果，審判管理部門應當重點審查法官是否存在故意不參照類案導致裁判尺度發生偏離的情況，并及時糾正，從而形成對法官的反向制約。
蘇州中院行政庭 王雪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