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近年幾起典型冤錯案的曝光，我國程序法上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引發了我們深刻的反省。本文以從一些冤錯案入手，分析冤錯案產生的主要原因，意在從根源入手，建立和完善相關機制，減少刑事冤錯案，以實現司法的公平正義。

關鍵詞：冤錯案 民憤 司法獨立

稱之冤案,主要是指把無罪的人認定為有罪。謂之錯案,既可以是把本來有罪的錯定為無罪而放縱壞人;也可以是把本來無罪的人錯定為有罪而冤枉好人。錯案甚至還包括那些因對事實認識錯誤而導致把輕罪認定為重罪的案件,或者把重罪認定為輕罪的案件。

近年來，我國媒體接連披露了一系列震驚全國的刑事冤案。河北的李久明因涉嫌故意殺人被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緩，案發2年后，真兇蔡明新在溫州落網。[1]河北的聶樹斌因涉嫌強奸殺人被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并被交付執行，10年后，另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王書金交代聶案被害人實際上是他所殺。[2]繼而媒體報道，湖北的余祥林因妻子失蹤被京山縣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案發11年后，“被害人”張在玉從山東返回家鄉。[3]幾乎在同一時間，媒體還報道，云南省邱北縣的王樹紅被迫承認強奸殺人，在被羈押299天后，另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王標林交待，王樹紅案實際上是他所為。[4]類似冤案還能列舉很多，如2005年4月中旬媒體報道的河南省淅川縣張海生強奸案、6月中旬媒體報道的湖南省懷化市滕興善故意殺人案[5]、7月下旬媒體報道的吉林省磐石市王海軍故意傷害案以及山西省柳林縣的岳兔元故意殺人案、8月中旬媒體報道的河南省禹州市王俊超奸淫幼女案[6]等等。

這些冤錯案件的發現過程基本具有以下兩個顯著的特點：偶然性和被動性。已知的冤錯案件之所以被發現,大多數情況下竟然只是因為真兇的出現或者殺人案件中被害人的“復活”。并且在大多數的冤錯案件中,往往不是由司法機關主動發現并糾正的而是偶然被發現后，審判機關不得以予以糾正。

這些刑事冤錯案件無不激起了公眾對司法公正性和正義性的強烈質疑。雖然司法機關對冤假錯案的糾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司法環境的改善和公正司法的逐步提升,但冤錯案件在公眾心理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更值得我們警惕和深思。

二、形成冤錯刑事案件的原因

(一)公安機關片面追求破案率，理念上有罪推定

不論是趙作海案還是佘祥林案、杜培武案，公安機關都是根據當事人與受害人之間的關系，先進行了有罪推定，然后實施某種手段的逼供行為，根據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展開偵查，查找相關證據，在“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確實充分”的情況下，移送檢察院起訴。檢察機關遂認可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和起訴意見而提起公訴;而審判機關在證據明顯不完整的情況下,降低定罪標準,對被告人作出不應有的處罰。在一定程度上，是提高了破案效率，可是付出的確是司法公正、公信力以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甚至是一個家庭的幸福。

(二)過分強調民憤，屈從被害人親屬

刑事案件往往社會影響比較大，經常會在當地民眾中激起強烈的輿論(民憤)反應。社會輿論是公眾基于共同道德意識對社會影響較大的事件的一種情緒反映。很多惡性刑事案件發生在偏遠地區，在當地影響較大，群眾尤其是被害人家屬，比較嫉惡如仇，一旦發現甚至主觀確定犯罪嫌疑人，就往往要求快審快結。而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往往也抵擋不住民憤和輿論的壓力。如在杜培武案審判

過程中，由于被害人是兩名警察，因而旁聽席上坐滿了警察，現場一片喊殺聲。在余祥林案中，被害人的親屬不斷上訪，并組織220名群眾簽名上書，要求對“殺人犯”佘祥林從速處決。

(三)公、檢、法機關過分重視相互配合而輕視相互制約是導致誤判的體制根源

由于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奉行偵查中心主義的立場,同時在少數案件辦理中對協作辦案這種有違公安司法機關互相制約的方式未能有效地進行約束,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遂成為替偵查機關背書的部門。而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護者的辯護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地位和權利又未能得到有效保障,使之在刑事司法過程中不能充分行使辯護權以對司法權形成制衡,從而為冤錯案件的滋生提供了生存土壤。這種情況在佘祥林案件中尤為明顯。1994 年 4 月 12 日晚，佘祥林被公安機關帶走，經歷審訊后，佘祥林終于"承認"殺妻的罪行。于是公安機關在只有數次前后不一致的口供，且其他證據也非常薄弱的情況下，便認定佘祥林構成故意殺人罪。之后，公安機關報送檢察院審查起訴。該案在察院內部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最終，檢察院的討論意見是希望公安機關補充一些證據，如殺人現場和殺人工具有關的資料等。但是，公安機關在隨后的補充偵查階段，既沒有回答檢察機關的疑問，也沒有補充新的有力證據。檢察院多數人站到了公安與民意一方，將佘祥林以故意殺人罪起訴至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院還是采信了公訴方的公訴意見，做出一審判決。

(四)對公安司法機關辦案經費投入不足是導致誤判的經濟根源

實踐中，司法經費的增長速度一直跟不上刑事案件急劇膨脹的速度。據公安部統計，從1996年到2005年10年間，刑事案件發案數由160余萬起增加到460余萬起，幾乎凈增2倍。[7]實踐中，為逃避法律制裁，許多犯罪人都采用秘密手段實施犯罪。此類案件往往既沒有證人，被害人也沒有親自感知案件事實，因而無法通過詢問證人、被害人來查清案件事實。不僅如此，在查獲犯罪嫌疑人之前，也不可能通過訊問犯罪嫌疑人來了解案情。在此種情況下，西方國家偵查機關主要通過收集與案件有關的痕跡、物品、尸體等進行鑒定分析，從而確定偵查方向，查獲犯罪人。但在我國，由于偵查技術落后，許多鑒定基層偵查機關都無法進行，而必須委托上級公安機關甚至公安部有關部門進行，有時還必須委托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鑒定機構進行鑒定，不僅手續繁瑣、費用高昂，而且需要耗費的時間較長，經常無法滿足偵查破案的迫切需要，結果導致辦案機關只得從其他與案件事實并無直接聯系的因素出發，如被害人的丈夫是否有婚外情或懷疑其妻子有婚外情，被害人生前是否曾與他人發生糾葛，被害人的鄰居、親友或同村、同事在案發前后是否行為異常，等等，來推斷案情。采用這種方式偵查破案，最終被認定為涉嫌犯罪的人，以及如果發生誤判的話，被冤者當然主要就是被害人的丈夫、親友、鄰居、同事等與被害人生前交往較多的人。

(五)對辦案人員錯案責任的規定過于嚴格加劇了錯案糾正

合理的制裁體系是保障法律得以實施的必要機制。“就整體而言，強制力乃是法律制度的‘一個必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8]但是，制裁并非越嚴厲越好，制裁的嚴厲程度應當與違法犯罪行為的輕重程度相適應。對錯案責任的追究同樣如此。西方國家通常只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錯案的人員追究法律責任，對法官責任的追究更為寬松，有些國家甚至規定對法官辦案原則上不得追究法律責任。在我國，根據《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以及《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的規定，辦案人員承擔錯案責任的范圍極其廣泛：不僅故意造成錯案要承擔法律責任，過失造成錯案也要承擔法律責任;就檢察機關而言，不僅承辦人造成錯案要承擔法律責任，部門負責人(包括復議人、復核人)、檢察長(包括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甚至上級檢察機關有關人員也要承擔法律責任。如此廣泛的錯案責任追究范圍意味著一旦某一案件被認定為錯案，那么此前參與辦理本案的所有人員都可能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就數量而言，一旦某一案件被認定為錯案，被追究責任的人員可能達到數十人，可以想象一個案件被認定為錯案面臨著多大的壓力。

三、建立和完善防范冤錯刑事案件的機制

(一)根治“刑訊逼供”

不論是佘祥林案還是趙作海案,在偵查階段都存在著嚴重的刑訊逼供現象。“錘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由于破案期限的壓力和口供在證明案情方面的獨特優勢,我國部分偵查機關幾乎已經形成了一種“由供到證”的辦案模式,先拿口供,再去尋找其他證據,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認罪,往往就會遭到刑訊逼供。而一旦認罪,在之后的訴訟程序中就會處于極為不利的訴訟地位。其口供往往成為法院據以定案的主要證據,冤案往往由此鑄成。趙作海被判刑的主要根據就是其先后九次作出的有罪供述。

從某種角度來說,正是偵查質量的高低決定了錯案發生的幾率。如何有效防治刑訊逼供這一制度頑疾,防止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發生,從訴訟源頭上切斷冤案發生的可能,幾乎已經成為糾防冤案的重中之重。在筆者看來,在這一問題上,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加以制度性的設計:

第一,建立與完善訊問監督制度。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在第一次訊問后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有研究表明,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第一次訊問時往往都會作出有罪供述,有的地方甚至高達85%以上。因為在第一次訊問時,犯罪嫌疑人是單獨面對警察的。這時，是沒有任何外部監督的高度封閉的訊問環境。某些警察為了盡快拿到破案所需要的口供,極為容易使用刑訊逼供的取證手段。我國新《律師法》將律師介入偵查程序的時間提前到了第一次訊問時,但是在實踐中被普遍擱置,警察的第一次訊問行為仍然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約。因此,必須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律師有權在第一次訊問時在場監督。還應同時對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明確要求,如不得任意指定地點進行訊問,不得進行夜間訊問,每次訊問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不得連續訊問等等。

第二,改變錯位的獎懲機制,促使偵查機關主動糾防刑訊逼供。在我國偵查的公安機關追求的是成功破案,工作業績往往以破案率等指標加以衡量,案件一旦告破,工作即告完成,因為刑訊逼供導致的非法證據排除對偵查機關的工作業績并無任何實質性的影響。這種獎懲機制的錯位必然導致警察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漠視。因此,必須建立其偵查機關與訴訟結局的直接關系,促使其建立內部懲戒機制以主動糾防刑訊逼供,而不是在錯案發生后被動追究相關責任人員。

第三，改變“命案必破”的觀念。偵查人員不是萬能的上帝，，無法洞察一切。一方面，刑事案件已經發生，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時必定采用各種手段掩飾、隱瞞、破壞各種犯罪證據和現場;另一方面偵查人員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僅僅是爭取法律事實的查明，而必然有些案件無法探明案件事實而成為疑案。對于疑案的存在我們應該持客觀態度。

(二) 正確把握證明標準，堅決貫徹疑罪從無。

我國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將案件的證明標準將“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進一步修改為“排除合理懷疑”。這一修改非常關鍵，對于引導司法人員由“有罪推定”的正向思維模式向“疑罪從無”的逆向思維模式轉變，進而防范冤錯案件有重要意義。比如，浙江發生的“二張”叔侄強奸殺人案，死者指甲擦拭物經DNA鑒定系“二張”以外的他人所留，但是我們的偵查、起訴、審判機關都沒有重視本案存在的他人作案的“合理懷疑”，仍然依據二被告人的口供定案，認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就是“有罪推定”的思維模式。更多的情況下，“合理懷疑”是指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或者被告人不具備作案時間的證據不能被證偽，或者據以認定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的重大矛盾無法得到合理解釋等情形。我們刑事法官今后在辦理疑難復雜案件時，一定要排除“合理懷疑”才能認定犯罪事實。影響定罪的“合理懷疑”不能排除的情況下，應當堅決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

(三)努力提高全社會對“疑罪從無”的認同。

無罪推定原則、疑罪從無理念，還沒有讓廣大的群眾接受認同。一起刑事案件，公安機關剛一抓獲犯罪嫌疑人，就對外宣傳已經破案。云南杜培武殺人案以及浙江的“二張”強奸殺人案都是這種情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這些專用名詞對于法律人而言，都耳熟能詳。可是法律人占社會群體的比例畢竟很小，真正的社會公眾又有多少人能夠知曉?實踐中，不僅司法人員存在“有罪推定”的錯誤認識，普通社會公眾對“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了解就更少，社會認同度就更低。被害人親屬強烈要求嚴懲兇手，使法院、法官在放與不放、判與不判的問題上左右為難。刑事案件一旦發生，法官再去講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人權保護，往往不會被被害人親屬接受。我們必須通過長期的觀念培育，提高社會對“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認同。以新刑事訴訟法實施為契機，我們司法機關應當組織以轉變刑事訴訟理念為主題的刑事訴訟專項普法宣傳，引導社會公眾逐漸了解、理解這些刑事司法理念。同時，也希望各新聞媒體以法院作出無罪判決為契機，通過各種傳播媒介，向社會公眾特別是廣大落后地區和農村地區廣泛宣傳，逐漸引導社會公眾接受這些理念從而轉變觀念，使之成為社會公眾熟知的價值準則，從而減輕法官做出無罪判決的壓力。同時，對于證據存疑可能宣告無罪的案件，我們還要及時向黨委政法委匯報，積極尋求對法院無罪判決的支持。

(四)重視辯護律師的作用。律師也是預防冤錯刑事案件的重要力量，很多冤錯案件，要么是律師沒有介入，要么律師介入后沒有充分行使權利。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律師承擔的職責是根據案件的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具有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情節的意見。實踐中，個別法官過于看重公訴機關提供的有罪、罪重的證據，對辯護人提出的無罪證據和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不認真核實，最終錯失了認定被告人無罪的關鍵時機，使得中立裁判的立場發生偏移，致使控辯審結構失衡，審判流于形式。趙作海案一審開庭時，趙作海提出了刑訊逼供的問題，稱自己是無罪的，辯護律師也作了無罪辯護，但是卻沒有引起法官足夠的重視，結果造成錯案發生。新刑訴法，進一步強化了對律師依法履行職責的保障。我們要充分保障律師依法履行辯護職責你，把律師看作預防冤錯案件發生值得信賴的“盟友”和可以依靠的力量。

(五)保障司法機關的獨立審判權

法院是保持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保障，我國各個機關應該充分保障法院作為司法機關的獨立審判權，決不能以犧牲個體的正義達到安撫社會群眾的效果。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可是在司法實踐中，地方黨委甚至同級政府部門干預檢察機關、法院對具體案件處理的現象非常普遍，許多地方還形成了由同級政法委或政府部門主持，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公安局長參加的“三長會”制度，也就是由同級政法委或政府部門召集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公安局長集體討論某些特殊案件應如何處理。

審判獨立是司法獨立的重要組成部分，審判獨立性體現在：一審判機關的管轄范圍不得隨意被縮小，否則審判權在權利的根源上就被侵犯;二審判活動是訴訟中的最后一道防線，非審判權力主體不能違法干預司法裁決;三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對行使審判權利的法院和法官施加任何會影響審判結果的壓力;四在法律裁決做出之前，無論是其他國家機關還是新聞傳媒都不得做出可能影響司法機關獨立和司法公正的報道和評論，同時要求不得在司法裁判作出后對它妄自批評和抨擊。[9]擴大法官獨立審判的自主性。首先提高法官自身的素質，包括業務素質和道德素質，其次賦予和擴大法官獨立審判權，提高合議庭的審判質量。樹立法官獨立審判的審判意識。我國的傳統司法文化已經根深蒂固，例如“重實體輕程序”、“重公權輕私權”、“從重從快”、“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等傳統刑事司法觀念，所以無論是在偵查起訴階段還是審判環節，難免還會有忽視程序公正的情形，趙作海等冤案的產生正檢驗了這一系列的傳統刑事司法觀念的弊端。因此，要堅決樹立審判獨立的程序意識，可能比改革完善具體的法律制度來的更有效果，更有力度。

(六)充分運用新刑訴法規定的各種正當程序。這次刑訴法修改，浸透著疑罪、重罪案件處理機制的完善。基于審前階段對偵查權的限制，法官在審查證據時就要更加全面地依法審查取證的合法性。比如，新刑訴法規定了重罪案件訊問錄音錄像制度，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案件，法官就要審查證據材料是否附有訊問光盤;新刑訴法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對其訊問應當在看守所進行，法官就要審查拘留后的訊問筆錄是否在看守所形成。基于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確立，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并提供線索的，法官就要適時啟動排非程序。法律規定挺好，但是實踐中真正排除起來并不難么容易。被告人的供述，曾被稱為“證據之王”，但是許多冤錯案件的發生，往往是根據被告人口供定案，而這些口供又往往是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或其他變相刑訊逼供的手段取得。因此，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等言辭證據合法性不能證明的，排除起來再難，我們也一定要予以排除。基于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的完善，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要求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符合法定條件的，我們就應當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必要時還要強制關鍵證人出庭作證。刑事法官一定要不斷提高司法能力，在遇到疑難案件時，要把刑訴法的新規定用好、用足、用盡，不僅有利于減少冤錯案件，至少也可以減輕自己良心上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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