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網絡法，各國目前都還屬于相對薄弱的、有待于知識填補的階段，誰能夠在這一領域提出具有生命力的、可行的法律理念和規則，誰就能占據網絡法的制高點。網絡作為新生事物，其出現不過幾十年的時間，關于網絡法律規則的研究，西方國家沒有明顯的優勢，甚至說東西方處于同一起跑線上。中國學者應當加強在此領域的研究，增強自身的學術感召力。法律全球化中，異質法律之間的流動以及共通性規則的形成是它的鮮明特征。由于法律與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國家利益的密切關系，法律全球化就不僅是法律規則的趨同，而更是文化與價值觀念的趨同。在實際運作中，西方國家往往借助強大的政治、經濟力量，將其國內法上升為某種共通性規則，這種共通性規則進而又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法律實踐摹本。與此相對，中國在法律全球化中目前依然處于“主體缺場”的地位。回顧過去的制度實踐和理論紛爭，我們一直停留在“向外看”和“向后看”的階段，在法律繼承和法律移植之外，我們也應更多考慮“向外走”的問題。歷史上，法國法是19世紀前半期世界法律的典型，德國法是19世紀后期及20世紀初世界法律的典范，自20世紀中期以后，美國法又成為世界法律的典范，它們法律輸出的時代正是自身國際力量達到頂峰的時代。制度“溢出”國境是一切國家國力提升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客觀歷史邏輯，中國恐怕也不例外。